2021年8月23日...

2022-04-03 财务审计注册会计师一定要签名么 注册会计师会计审计

2021年7月30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最近，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人接受了《中国会计日报》和《中国注册会计师》杂志的联合采访。问：《意见》的发布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有什么重大影响？在庆祝建党100周年的喜庆气氛里，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意见》以全面提升注册会计师行业服务国家建设能力为目标，聚焦审计质量提升，针对财务审计秩序、行业管理、执业环境和能力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采用系统思维综合施策、标本兼治，为未来一个时期逐步完善行业治理、优化执业环境、提升审计质量提供了重要保障。《意见》的引入有利于解决短期突出问题，促进基本长期制度机制问题的解决。针对当前行业更突出的会计师事务所无证经营、注册会计师注册执业、网上销售审计报告、超出执业能力等，明确要求依法整改，认真调查处罚。在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法律和基本制度建设方面，一方面要及时修订《会计法》和《注册会计师法》，另一方面要制定和改进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办法会计师事务所综合管理办法等行业制度规范，建立健全制度化、规范化的长效机制。本意见的引入有利于加强行业的日常监督，改善行业的实践环境。本意见明确建立了统一的行业监督信息平台，促进了行业监督信息化的建设，减轻了长期监督和重复监督给会计师事务所带来的负担。针对注册会计师行业低价恶性竞争、银行信函虚假、效率低、收费过高等问题，明确提出推进以质量为导向的会计师事务所选拔机制建设，进一步规范银行信函业务，优化行业实践环境。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按照同等处罚的原则合理确定，促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意见》的出台有利于加强行业职业道德建设和行业能力建设。通过完善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加强对职业道德守则的宣传、培训和实施指导，增强审计独立性，提高应对财务舞弊的执业能力。同时，创新继续教育方式，围绕技术胜任能力、职业技能、职业价值、道德与态度等重点，丰富完善教育内容，加强注册会计师专业培训教育，提高注册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业内外对《意见》反响热烈，表示《意见》地位高、系统性强、针对性强，不仅是行业发展的及时雨，也是长效方。可以看出，《意见》的发布将对行业的健康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2022-04-04 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3月17日，安徽宝申会计师事务所党支部积极响应合肥市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党委号召。在合肥市委组织部的统一调度下，派两名党员同志到临湖社区意园居委会开展疫情防控宣传督促志愿活动，协助社区工作人员站好疫情防控岗位。疫情是命令，防控是责任。面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该所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积极行动勇于承担责任，用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传递强烈的温暖。...

2022-04-05

皖注协〔2022〕21号...

2022-04-04 财务审计注册会计师一定要签名么 注册会计师会计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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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2 黑格尔对自然法 黑格尔自然法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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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2 公关公共关系 公关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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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2 设备利用率和设备使用率 设备能力利用率

作者：李育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格式:AZW3,DOCX,EPUB,MOBI,PDF,TXT自由意志与普遍规范：黑格尔法哲学研究试读：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自由意志与普遍规范：黑格尔法哲学研究/李育书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3（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ISBN978-7-301-30434-1Ⅰ．①自…Ⅱ．①李…Ⅲ．①黑格尔（Hegel，GeorgWehelm1770-1831）—法哲学—研究Ⅳ．①B516.35②D903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73669号书名自由意志与普遍规范：黑格尔法哲学研究ZIYOUYIZHIYUPUBIANGUIFAN：HEIGEERFAZHEXUEYANJIU著作责任者李育书著责任编辑吴敏标准书号ISBN978-7-301-30434-1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100871网址htt://www.u.c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电子信箱kuwz@126.com电话邮购部010-62752015发行部010-62750672编辑部010-62757065印刷者经销者新华书店965毫米×1300毫米16开本15.25印张266千字2019年3月第1版2019年3月第1次印刷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信箱：fd@u.ku.edu.c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2014年7月黑格尔法哲学研究再聚焦：自然法与伦理法（代序）一在中国，黑格尔哲学研究进入21世纪之后，出现了一系列可喜的新变化：国际上知名的黑格尔专家们的新成果源源不断地从各种西[1][2][3]语、东语介绍和翻译出版；《黑格尔著作集》和《黑格尔全集》在张世英先生和梁志学先生主持下，分别在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新的原著，除此之外，杨祖陶教授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耶拿体系1804—180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薛华教授翻译出版了《黑格尔政治著作选》和《哲学科学全书纲要》，梁志学教授重新翻译出版了《哲学科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如此大规模、多国度、多学科的国际黑格尔哲学研究的推进，确实呈现出了黑格尔思想在当代的基本景观：一个日益现代性的黑格尔形象已经确立，推翻了之前作为“官方哲学家”“自由主义的敌人”“极权国家的吹鼓手”“前现代的封建余毒”等负面的不实的评价。因此，我们国内的黑格尔研究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研究著作不断涌现。有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已经是在尝试着与国际前沿学术思想展开深度对话，这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最大亮点。当然，出版物太多有时也令人困惑。有些人面对如此眼花缭乱的国内外黑格尔研究新成果，或者假装不屑一顾，或者表现得无所适从，实际上依然还是缺乏“定力”。如果研究者本人没有自己的“定力”，即缺乏自己对黑格尔著作和思想的独到视野和理解，反而就像饥不择食者看到一桌满汉全席那样，在一顿狼吞虎咽之后，必然就会消化不良、上吐下泻。这也就是我反复要求自己和学生先要沉浸于黑格尔的原著去感受、把握和理解他的哲学及其他所要把握的“现代性”这个“新的时代”（DieeueZeit）精神的原因。海德格尔曾令人信服地说过，只有“做”（macht）历史的人，才有能力唤醒（zuerwecke）历史。我们也必须要说，只有“做”哲学的人，才有能力唤醒“文本”中的哲学。而我们“做”哲学，必须首先“沉浸”在那些创造了哲学史的大师的思想中，学习他们如何“做”哲学，才能慢慢唤醒自身中的哲学意识，通过自身中被唤醒了的哲学意识，再去唤醒我们之前“学习过的”、现在却被当作我们“做”哲学之“对象”的哲学经典中的哲学意识和哲学思想。这也就是伽达默尔所反复强调的“诠释学的循环”。通过哲学的这种“相互唤醒”，才得以进入“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诠释学对话。哲学就是在这种对话中“做”出来的。当然，也许对于大多数当今中国高校的青年教师而言，“做哲学”还远没有达到这样“从容的对话”，他们的“哲学”与其说是在“对话”中训练出来的，不如说是在各种压力下“硬磨”出来的。他们的博士论文无论导师当时满意不满意，他们可能并不愿意随便拿出来出版。但是，现行的各种“考核”“职称”“晋升”等硬性条件，逼得他们不得不想尽办法出版。摆在诸位面前的这本《自由意志与普遍规范：黑格尔法哲学研究》，也许也是这种境况下的产物。但我还是要为这种“制度性的”“硬逼”说句“公道话”，没有这种“硬逼”机制，可能大多数的博士论文最终都会流产，被作者不知丢到哪里永远出不来。所以，在某种制度性的“硬逼”下，也有可能“打磨”出像模像样的作品来，虽然带有某种青涩味，但毕竟还有青春的锐气，所以依然是值得肯定和重视的。李育书的这本新著，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的项目，确实是在这种“硬逼”机制中在之前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一遍又一遍地“打磨”出来的。为了能成功申报“项目”，为了“项目”能入评审专家“法眼”而顺利通过，他必须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完善”，最终送到出版社，出版编辑再次敦促修改几次，才能过关。因此，作为作者之前的博士生导师，我倒真是有了几分“不怀好意的窃喜”，多亏了这么多“关卡”，才使得之前不太令人满意的博士论文，在指导教师失去了“硬逼”其修改的权力之后，能在这样一些机制性力量的作用下完善起来。所以，当我现在看到这部即将出版的书稿时，我能轻松地向他表示祝贺。李育书本科、硕士和博士各个阶段都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优秀学生，从硕士生时就一直在听我的课，而且公认为是“优秀的学生辅导员”，但在2007年之后才正式成为我指导的博士生。当他选定了黑格尔法哲学作为其博士论文主题时，我只强调必须放在现代社会规范建构的方向上去把握，而不要过多地在各种“主义”的标签下去论证或辩护。他为研究黑格尔法哲学倒是做了许多准备，例如，学了许多法律知识，并考取了国家律师资格证书；认真研究了近代政治哲学史，并翻译了一本名著《公民宗教》（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学习了德语，并几次去德国耶拿大学等交流访学，这些都为这项课题的出色完成打下了基础。黑格尔是第一个把现代性作为哲学问题来思考并实现的哲学家。早期启蒙哲学尤其是启蒙政治哲学，更多地是从现代性的“价值”上论证和设计现代社会的生活世界，寻找现代之为现代的核心价值及其实现方式，而到了黑格尔这里，他当然依然还是生活在启蒙时代，但已经不再是早期启蒙的那个时代。在经历了浪漫主义对现代性的初步批判，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王朝复辟”的变奏，“改良”和“专制”拉锯式斗争之后，黑格尔更多地开始了对启蒙、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虽然他依然是在为现代性进行设计和规划，但思想资源和思想的定位显然不一样了。对康德而言，他更多地是要处理莱布尼茨—沃尔夫的世俗理性主义和卢梭、休谟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冲突，因此，他可以在“启蒙”哲学内部将“哲学”在现时代必须面临的核心问题做出纯粹哲学的典范性表达和论证；而对黑格尔而言，他更多地看到了启蒙在道德、规范架构上的“无效性”，因而更多地引入“历史性”环节来把现代性表达出来的价值和规范性要求嫁接在其文化源头——古希腊城邦政治这个起点上，同时通过对罗马法和基督教的批判改造把城邦政治的“灵魂结构”通过“绝对精神”的发展理念，以“客观精神”来论证现代社会的各种规范性的[4]构成，并通过客观精神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来突破现代政治实体——“民族国家”——的“民族性”局限，使之在向“世界历史进程”进发的过程中将狭隘的民族性“世界化”。因此，黑格尔比康德更为深刻地发现了现代政治哲学所依赖的自然法的道德哲学和契约伦理的规范架构的虚妄性，尤其是看出了启蒙哲学的主观性停留在知性思维上的片面性，根本无力解决现代的根本困境。这一发现对现代政治哲学而言是很要紧的事。本来现代政治哲学赖以取代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就是用自然法这一“理性形而上学”来为现代的价值和规范做本源性的论证（在这一论证基础上，现代人的自由与正义、理性与权利在“价值”上得以成立），再通过“契约伦理”使它们具有了制度化的实现机制。然而，黑格尔却发现这套现代性方案实际上对解决现代问题根本无能为力。如果这一发现能够成立，那么也就意味着现代性的价值和规范之合法性来源在自觉地摒弃了天主教神学的基础之后，再次失去了现代合理性的基础！所以，黑格尔是最早洞见到现代虚无主义苗头的人：“正是在严格的政治哲学[5]中，黑格尔看到了传统自然法理论的崩溃。”二在这一背景之下，黑格尔的法哲学乃至整个实践哲学研究，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聚焦，这就是必须把他的实践哲学包括法哲学作为“对[6]传统自然法理论崩溃”的回应来看待，这样我们才能以一种新的视野来重新系统地梳理和探究黑格尔哲学的现代意义。如果不是对自然法理论崩溃的回应，我们很难理解黑格尔耶拿时期（1801—1807）的哲学焦点是实践哲学：1802年撰写的《论自然法的科学处理方式，它在实践哲学中的地位及其与实定法学之关系》（ÜerdiewiechaftelicheBehadlugartedeNaturrecht，eieStelleiderraktichePhiloohie，udeiVerhältißzudeoitiveRechtwiechfte）这篇长文（下文简称为《自然法论文》）和1802—1803年的《伦理体系》（SytemderSittlichkeit）已经初步构建起黑格尔未来法哲学的基本框架。在《自然法论文》中，黑格尔把英法自然法传统概括为经验主义自然法，把康德、费希特的自然法概括为形式主义自然法，对二者都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因此，这种批判本身就可以视为黑格尔对传统自然法崩溃的阐明。但作为现代的法哲学，黑格尔的法哲学自己也不能绕过自然法来解决现代规范秩序的架构。所以黑格尔自己依然还是坚持着一种“自然法”立场，不过，他首先要论证的倒是“自然法的科学处理方式”，其次是“自然法在实践哲学中的地位”，再次是“自然法与具体的实定法学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就黑格尔的这三个问题分别[7]做了处理，在此不加赘述。在这里，我们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若要正确地理解黑格尔晚期著作《法哲学原理》就必须首先从自然法与国家学的关系出发。因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20年出版时本来有两个标题，“自然法与国家学”是在前面，后面跟着的是“或者法哲学原理”，这也就是说，“自然法与国家学”是正标题，而“法哲学原理”反而是副标题。只是后来这个副标题反倒变成了正标题，之前的正标题不见了。这导致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人们不从自然法的角度去理解黑格尔的《法哲学》！因此，我们必须再次指出，理解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前提就是他的自然法。那么，黑格尔本人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自然法”？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十分重要。确实，如果我们只是看1820年版的《法哲学原理》，我们是很难了解黑格尔究竟如何理解自然法的，因为从文本中黑格尔几乎没有正面地论证什么是自然法，而自然法与他的法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一般也很难看出来。黑格尔自己对自然法的阐明，只有在1824—1825年的《法哲学讲演录》（学生笔记）中，能见到最完整的界定：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自然（Natur）这个术语同时有双重含义，一个重要的、容易导致绝对错误的双重含义。一方面自然意味着自然的存在，我们发现，我们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如何直接地被创造，即我们存在的直接性的一面。与这种规定相对立且有区别，概念也叫做自然，事物的自然（也可译为“本性”或“本质”，为了表达上的一致，在这里我们依然译为“自然”——引者）就叫做事物的概念，事物合乎理性的方式所是的东西和事物作为单纯自然的东西，几乎完全是不同的。所以自然法一方面叫做出于自然的法（RechtvoNatur），另一方面它指自在自为地[8]是正当的东西。这就清楚了，黑格尔恰当地利用了“自然”这个概念的双重意义来展开他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的核心当然是“法”，它一方面要表达出法的“自然正当性”，即“事物自然本性”表现出来的“理性规范”，是出于自然正当或正义的法。用黑格尔自己的语言就是“直接性”的法或“自在的”法。这种法的含义指的就是诸如“天然合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又不止于法的“自然正当”这一起点，而要将自然正当的法之本质内容自行展开：即法“按其概念”展现出来，这就是黑格尔说的“自在自为地”是正当和正义的东西。由于“法的概念”属于“法的自然”，但不是“直接性的”“自在的”“自然”，而是“自然正当”展开出来才体现“法之为法”的本质或“真理”，因而是法的自在自为的呈现。这种“自在自为地”是正当和正义的“法”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实定法”，而是所有“实定法”之为“法”的“合法性标准”。这是正当地利用了“法”在罗马时代所做的区分：IUS和LEX，前者指自然正当的法，具有正当、正义、理性等含义，后者是人为制定的法，具有命令性和强制性。后来自然法和实定法的区分就是以此作为词源依据。作为“自然法”，天理（NaturalReao）是永恒的；作为人为实定的法是因时而变的。但作为“法”，它们的核心都是“规范”，都需要有规范的有效性，才能具有“命令性”。于是，IUS是一切规范性的来源，命令性的根据；LEX是现实规范性的体现，命令的表达。法律作为现实的规范，规范着生活和行动，处理各方的“权利”。虽然我们知道“法”和“权利”在德语中是一个词：Recht。但我不同意因此就把它翻译为“法权”，因为这样翻译实际上并非是“法”和“权利”两个含义的有效叠加，反而只是把“法”变成了“权利”。尽管许多人受施特劳斯的影响，说现代自然法实现了一个[9]根本转变，将“自然法”转变为“自然权利”了！此说固然不错，但如果因此要说，现代法哲学只讨论自然权利而不讨论自然法，那就是完全误读了。正确地说，毋宁是现代法哲学通过证明“自然权利”的自然法依据来阐明法的合法性。所以，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依然是相分的：自然法作为“法”是论证法律的道德性，任务是对法的合法性根据进行形而上学的阐明。而“自然权利”是道德性法的法律化，即法所保障的权利在法律上的表达，因而是法律的内容。正是在此意义上，新康德主义自然法学家鲁道夫·斯塔姆勒（RudolfStammler）强调，自然法是具有“不断变化之内容的”；海因里希·罗门（HeirichRomme，1897—1976）强调：“自然法也包含实体性的、充实着内[10]容的规范。”譬如我们说，人有生命和财产的权利，这是“自然权利”，自然法需要形而上学地阐明，人为何具有生命权和财产权，法理依据何在。而在法学中则是将这种在自然法上得到阐明的“自然权利”落实于法律条款中加以确立和保护。同样，自卫权，也是基于“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但自然法要从自然正当性阐明自卫权源自生命权，承认生命权就自然地要承认人有自卫的自然权利；法学则是要将自卫权落实于法律条款中予以规定。所以，权利和法正如自然权利和自然法一样，虽然是同源同义，但同时又必须相对区分。尤其在黑格尔法哲学中，同样一个Recht，它在什么意义上表达的是“权利”，在什么意义上表达的是“法”，做出区分依然十分重要。黑格尔在“抽象法”部分，讨论的是“直接性”的法，因而是“自然法”的第一种含义，即“自在的”自然法，因其“直接性”和“自在性”，尚未将其包含的丰富的自然权利之内涵展开出来，所以就其为“法”而言，是“抽象的”，停留于单纯法概念的直接规定性。但作为“自然权利”而言，它一点也不抽象，它抽象掉的是人的具体规定：出身、身份、等级、贵贱等等，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适用于这些基本的自然权利：自由权、生命权、财产和尊严权。所以黑格尔在抽象法部分强调法的第一命令是“你要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这正是“抽象的人”，抽象的人所具有的同样的权利，就是黑格尔在“抽象法”部分处理的自然权利。不过黑格尔既不像他所批判的霍布斯、洛克等经验主义自然法学家，从假设的人的“自然状态”来推出自然法所要保护的人的自然权利，因为这种“自然状态”本身是人为的假设，其中作为法的规范性来源的东西，恰恰不是人的自然性，而是人的理性；同样，黑格尔也不像康德、费希特那样采取形式主义的立法方法，因为“形式主义立法”，恰恰不是“自然的”，而是“建构”的，所以，自然法的实体性内容——自然权利——无法作为事物之本性的理性规定成功地予以阐明。黑格尔就是这样以其自身的方式宣告了传统自然法的理性形而上学之崩溃。但是，如果我们过于强调黑格尔对传统自然法的批判而忽视他对传统自然法的继承方面，也不能准确把握黑格尔自然法思想。他对自然法的批判最主要的是批判传统自然法过于表面地甚至是“知性地”理解“自然”，从而忽视了“自然”除了直接性的“自然而然”之外，它还有“本性”“本质”的含义。因此，如果我们从“本性”“本质”的含义去理解“自然法”，那么，就无需假定社会状态之前的自然状态，而是要从人的自然性和人的自然之本质性这两方面来理解自然法。人有“自然性”，这是古典哲学都承认的，人的自然性即人身上的动物性和任性（Willkür），这是不可否认的，这正是人类社会生活需要“法”的强制性来调节的原因；但人的动物性恰恰不表现人的“本质”，因而动物性不是人的“自然”，人的“自然”恰恰是人类的合群性，即社会性。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说的就是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必须过“城邦生活”才能作为人类而存在。因此，古典和现代的自然法有一个共通的地方，都把人的“社会性”（或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政治性”）作为自然法的源头。被称作现代自然法之父的格老秀斯（HugoGrotiu，1583—1645）对自然法就做出了这样的规定：iuaturale［自然法］乃是正当理性的指示，它指出，一项活动，依其是否符合理性的［和社会的］自然，而内在地具有道德上的卑劣或道德上之必然性的性质；因此，这样的活动被自然[11]的创造者上帝所禁止或允许。正是这样强调“社会性”，从人的自然性中产生出来的理性规定，才作为符合人的社会性的规定，被称为“正当理性”，这种正当理性作为iuaturale［自然法］，就既是“出于自然的法”，也是“自在自为地”作为“本质”和“本性”的自然法。因此，德国第一位现代自然法学家塞缪尔·普芬道夫（SamuelPufedorf，1632—1694）就是从人的社会性中来阐释自然法：这种社会性（ociality，ocialita）法律——教导一个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人类社会一个有用成员的法律——就是自然法。[12]虽然格老秀斯已经在用“社会性”来定义自然法，但在格老秀斯那里，社会性还不是自然法的唯一来源，他只是把合理性和社会性一起作为道德上必然的东西而定义为“自然法”，但他依然像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那样，把这种道德上必然的自然法视为上帝的准许之物，上帝才是真正的自然法来源。而普芬道夫不一样了，在他这里，上帝已经完全隐匿了，自然法体现的是人类“道德存在”方式的生命造化力量。因此自然法是作为具有动物性的人类过其本质规定的社会生活的法律，这样的“自然正当”的“天理”对人类不仅是法规，而且是人类自我造化和自我教育的手段：它“教导一个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人类社会一个有用成员”，这样的自然法不仅对个人，而且对人类的成文法就具有了“标准”和“典范”的意义：一切有助于社会性的事情都是自然法所允许的，违背和破坏社会性的事情都是自然法所禁止的。黑格尔的自然法当然继承了这些“理性法”传统，“社会性”是他刚开始思考“自然法”时就从费希特的自然法思想中领会到的一个[13]核心问题：相互承认的法权是人类社会性共存的前提条件，作为人类自然的社会性则表现为是否能够“相互承认”。到这里，我们就看清楚，从格老秀斯、普芬道夫到费希特和黑格尔一派的自然法跟霍布斯、洛克、卢梭他们的自然法在对人的“自然性”的解读上完全不同，社会性之“自然”是“本质”“本性”意义上的“自然”，它把合作、合群、相互承认作为人类共存的前提和基础，因而是人类类本质实现的生命力量之所在，基于此作为“伦理总体”的自然法既然能做出其“自在性”的阐明，“伦理总体”作为自然法的实现方式，也就成为自然法由自在（抽象法）、经过道德性的自觉（自然法的道德性在主体主观意志上的确认）自为而达到伦理性。但霍布斯自然法的立足点不是人的社会性而是自然状态下的原子化的个人的“自然人性”，狼一样的动物性，社会性只是理性契约的结果，而非人的自在自然性。现代政治哲学只重视霍布斯这一路，显然问题很大，它只能靠“契约”这一路径来人为地建构社会、政治和国家，却无法解释国家的自然性、历史性和伦理性。黑格尔第一次把自然法的“自然”不是作为一种状态、一个理性生发的点状物而是作为一种生命、一种发展的过程展示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直接性、否定性、肯定性不能仅仅作为僵化的逻辑三段论来把握，而是一种规范内在的生命由潜能到实现的过程，因而自然法可以经由抽象法、道德法和伦理法三阶段来呈现和实现自身的内涵。法的伦理性才是法和道德的真相（Wahrleit）这个之前从认识论上翻译为“真理”的概念，在黑格尔的这种具有实体存在论的哲学中更应该理解为“真实”或“真相”！从人类自然的社会性来理解自然法，一方面把西方古今政治哲学传统结合起来，不会导致现代政治哲学与古典的“断裂”，同时也不用借助形而上学的假定来虚构人的自然状态，把自然法理解和把握为人的本性的理性法，是以人有法权能力（Rechtfähigkeit）通过立法使自身从受“本性”（自然）支配状态中摆脱出来进入社会生活中的有正当规范的法权状态这一“成人”过程为起点的。这一“自然状态”是每个人未成熟前，即未真正“成人”前的“实际状态”，无需假定，本然实存。因此“抽象法”的命令“你要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是一个严格的强制性“命令”，自然法本身的“命令”，而不能成为一个人的人，不可能有法权能力，没有法权能力的人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法权能力”的核心是以“普遍的自由意志”作为个人自然的任性的自由意志之立法的标准，因此，黑格尔的建立于自然法基础上的法哲学变成了以“普遍的自由意志”为范导和标准的普遍自由的实现过程，自然法在他这里变成了“自由法”。于是，正如霍耐特洞察到的，整个法哲学：黑格尔以晦涩的叙述方式所表达的如下思想：“普遍的自由意志”之“理念”规定了我们应该称之为“法”的东西的全部范[14]围。这是黑格尔面对传统自然法思想的崩溃而对自然法思想所做的一次根本的、真正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彻底改造。三《法哲学原理》的整个论证思路，就是在自然法基础上把“普遍的自由意志”之实现作为“法”的理念之现实化的路径。贯彻在长达33节的长篇“导论”中阐发的一个主题就是：“法乃自由意志之达[15]在”，这是整部《法哲学原理》的主题。“意志”和“自由”被黑格尔看做相互内在而不可分离的东西，“正确被理解的意志就是自由，而自由只有作为意志实存着”（第21节），于是，“意志是这两个环节的统一：是在自身中反思并通过这种反思而返回到普遍性的特殊性——即单一性。这是自我的自身规定”（第7节）。这就指明了：如果只把自身主观的意志作为法，那么这种意志是不可能自由的，意志自由作为法必须促使意志回返自身反思，自身的特殊意志要能自由地“达在”，就必须解决与他人意志相协调，以“普遍意志”来为个体意志和共同意志立法。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把这种状况描述为[16]“普遍斗争”中的“世界进程”。所以，经过“反思”，“意志”从自在（aich）达到自为（fürich），形成了一种在“意志”和“自由”之外的第三者：“形式的普遍性”，即形式化自由的概念：“但是，这一形式的普遍性——自身没有规定而在上述素材中找到其规定性——的真理，乃是自我规定的普遍性，是意志、自由。”当然，这种作为形式普遍性的意志自由，依然还是“主观的自由”，即道德所实现的主观意志的法。“道德”之所以是一种“法”，是因为它将“抽象法”的意志在外部财产权、契约权中所“达在”的特殊意志之自由实现为意志本身内在固有的主观自由。德国哲学学会前主席赫伯特·施奈德尔巴赫对此评价说：“关键在于，意志的特殊性不能理解为某种从外部附加的东西，而是作为意[17]志本身固有的、内在的特殊化，首先是作为普遍的东西出现。”意志自由显然还不能停留在“形式普遍性”上，需要进一步将形式普遍性过渡为“实质的普遍性”，这样外部物权和契约权上体现的抽象法的意志自由和道德上的主观意志自由就都扬弃自身而过渡到伦理生活（家庭、市民生活和国家）中的法：伦理生活的法（简称伦理法），就是法作为普遍的意志自由或法以普遍性作为自身的无限形式，作为其内容、对象和目的而实现的自由，譬如，家庭就是两个个别的特殊意志为了一个普遍的目的“家庭”而形成的伦理生活。两个人的意志要自愿结合为一个普遍意志，才能形成其家庭的财产权和契约权，才能有各自对婚姻的道德责任，而家庭伦理生活的法，就是抽象法的财产权、契约权和主观意志的道德法结合为一个既有外部自由也有内在自由、既客观又主观的、既物质（家庭财产）又精神（相爱和家庭责任）的自在自为的自由法之实现。黑格尔在此意义上说，伦理法是抽象法和道德法的真理（法的真实理念之实现）。德国著名哲学家J.利特尔（J.Ritter）对黑格尔将自然法理解为自由之实现的学说做了如下的评价：凡自由成为法的概念之处，它就不再适合于在其可能的自在（Aich）中被把握，而要在其实现中来把握。在学院派的自然法理论中，自由只能被视为“自在地”属于人的本性，而当下自由已经历史地走出了“可能性”状态而成为现实的达在（zumaktualeDaei）。故而《法哲学原理》以“现实自由的意志”（Wille，welcherfreiit）为出发点，把“法的体系”作为“实现了的自由王国”（第4节）来把握。因此它提供了这个能够将市民社会所立的法建立在其之上的规定性根据。《法哲学原理》在“理念的各个发展阶段”——私法、道德、婚姻、家庭、社会以及作为管理和统治的国家——相继处理的所有东西，便都属于自由及其实现的理论。当自然法的讨论从根本上至今也不能突破那局限于“自在的”或直接的自然存在这个关于人的本性的抽象概念时，黑格尔则相反地以在世界历史上发展起来的整个伦理的精神世界的联系来把握自由的现实化。他所理解的东西，是把同时代政治革命的自由原则与法权原则，不是依据应然和公设，而是具体地作为“世界历史状况”，[18]变成为一切合法的诸如政治的秩序之实体。于是，基于自然法之自在自由的法的意志，就过渡到在伦理生活的法和“世界历史状态”的法中具体实现的普遍意志自由的法。这样实现的自由就完全超越了“自然意志”的自由，而是“伦理自然”（DieittlicheNatur），这个“第二自然”之现实。在这里，我们用“伦理法”来论述“法哲学”整个Sittlichkeit（直译为“伦理性”法）部分“普遍自由意志”之“达在”的进程。Sittlichkeit这个概念在黑格尔这里，确实不是简单的一种限制人的自由的“外部伦理”，而是一种普遍自由意志的法。黑格尔自己说：“自由的理念在每个发展阶段上都有其独特的法，因为每个阶段都是在其自身规定中的一个自由的达在。当人们说道德、伦理跟法是对立的时候，那就是只把法理解为抽象人格的最初形式。道德性（Moralität），伦理性（Sittlichkeit），国家利益等每一个都是独特[19]的法，因为这些形态中的每一个都是自由的规定和达在。”因此，“伦理法”是理解黑格尔自然法即自由法之实现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伦理法才是“自然法”内涵的“伦理自然或伦理本性”（dieittlicheNatur）的现实，只有理解了它与自然法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才能理解黑格尔说的“伦理法是抽象法和道德法的真理”。对于伦理法作为自然法之实现，黑格尔在第10节的“附释”中就曾这样说：“儿童是自在的大人，最初他自在地具有理性，开始时他是理性和自由的潜能，因而仅仅从概念上说是自由的。”自由能力（Freiheitfähigkeit）作为“潜能”存在于每一个儿童身上，儿童成人的过程就是这种自由潜能的成熟过程。法的理念是自由，但一开始只是作为“潜能”存在于自然法之中，在抽象法中，自由作为抽象的人格性在所有权和契约权中达在，那时还没有达到自为；通过道德，作为主观意志的法，自由在自我反思中获得了“自为”，尽管是主观的自由；只有在伦理法中自由才能成为现实的自由、实体性的自由，即作为自在自为的自由理念在伦理生活世界中完满实现的自由法。这种完满实现的步伐，就是“自由”作为“自然权利”而成为“自由法”这种辩证过程的体现。如同父母承担教育子女“成人”的责任一样，“法”理念的实现也带有一种“命令”，只不过这种法的命令，是通过“自然”既是“本性”也是“本质”（概念）的双重含义在由理念变成现实的过程中以一种目的论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人的本质是自由，成为一个人意味着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自由在自然法上只是一种自然权利，但自由作为法的理念（本质）它要求或“命令”真正的人要实现其作为自由人的目标（目的），所以，自由通过其作为法的本质而成为自由法，既引导又保障和规范人从潜在的自由能力（自由权利）向自由人（本质）的实现。“你要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这是抽象法的第一个命令，通过这一命令，黑格尔的法哲学承担起了人类学的使命：法的理念之实现成为自然人向作为本质的自由人的自我造化过程。这一进程，不是单靠教育能完成的，而是人在参与社会生活、国家的公共政治生活和作为国家的公民与国家一起“参与世界历史进程”中自我造就的。自由人之自我造就的关键，在于人由单一人格的特殊意志向普遍意志的过渡。黑格尔认为制度、伦理、社会和国家的现实性正是“实现了的自由王国”，这实际上就是把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的学说通过法权人类学而变成现实，人性并非依本性实现为人，而是在城邦（社会和国家）中通过“伦理法”而实现为人。伦理法是自然法的实现，就是把“自然法”作为自在自由的潜在状态实现为伦理法的自由之现实状态。黑格尔这种“法权人类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尤其强调法作为自由的实现是同人类的伦理生活密切相关的。人一生下来就“被抛入”一个“伦理世界”，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原子化的个人”，而是从属于一个家庭、一种伦理关系。家庭生活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意志和自由能力，但不能教会一个人具有普遍的自由意志。普遍的自由意志之形成，是人参与到社会生活中，通过劳动的生产、交换、分配过程在与他人相识、碰撞、交流和互动中习得的，法在人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首要的教化作用。因为民法规定了人与人相处互动的自由的边界。越是善法，就越能引导和规范人们普遍自由意志的形成。但是，“市民社会”首先是人与人在经济上“相互需要”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充分展示了社会生活的“自然性”，如果没有法的保障，它就是一个充满尔虞我诈与相互斗争的场所。所以对于黑格尔而言，它首先表现为“伦理性的丧失”（VerlutderSittlichkeit），个人的需要、权利和主观性在这里无限制地获得充分发展，因而是特殊性无限展开的场所，人们的意志当然都是为“特殊的意志”所主导，因而不可能是自由的。要使市民社会成为一个“伦理的社会”，需要法的规范作用。人的相互需要是“社会”的自然基础，单纯在这个自然基础上，产生不了社会性的法，社会性的法需要在这个自然基础上做出理性的规定，即既然人类相互需要，那么就必须相互承认对方为人，承认对方的需要具有合理性，从而确立理性的法律以确立相互自由和满足自己私欲的权利的边界。所以，里德尔说，“在这里对黑格尔而言，人的权利，被承认为人，是由‘思想’设立的，但这种‘思想’不再以假设的方式同可能的自然状态相关，而是内在于市民社会的现[20]实性，作为所有人从属于它的‘被教化的’等级的自由”。这样就导致自由“达在”于“等级”中了，但是，等级中的自由之实现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成为一种必然。不同的“等级”也具有不同的伦理品质，这是市民社会无法解决的不正义，这是另一种“特殊性”的发展，而“普遍等级”依然只是一个“中介”。因为“在市民社会中，普遍性只是必然性：在需要的关系中……法只局限于一个范围，仅仅与我所拥有的所有权的保护有关”（第229节“补充”）。即便在市民社会的“普遍等级”（警察和同业公会）中也只能做到关心“我的福利”“我的特殊性”。因此，作为普遍意志的自由的法，正义的法，只有在“国家”中才能成为“伦理理念的现实”。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理念，迄今为止依然充满着误解和不解，但我们必须说，黑格尔的“国家”绝不是任何一个前现代的国家，也绝不是任何一种极权的、专制的国家，而完全是一个现代的自由的国家。黑格尔自己说：“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把主体性的原则推向完成，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21]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它本身保持这个统一。”这样的有机体的国家作为伦理理念（伦理法）的实现，宣告了自然法的契约论模型的破产，因为霍布斯“社会契约论”把社会视为原子化个人契约的产物，而国家成为完全的人工物，导致了“自然社会”的未完成性；卢梭、康德的契约论同样把国家视为单个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存在者的个人的联合，因而国家不是自在自为有理性的东西，而是众多特殊意志的一个任性的偶然的联合，“国家”被等同于或混同于“市民社会”，因而无法作为真正自由的实现。黑格尔把国家作为伦理生活中的具体自由的现实性，这种具体的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完整的发展，其权利获得自为的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系统中那样），这时他们一方面通过自己过渡到对普遍东西的关切，一方面以对普遍东西的认识和意志而活动，以至于国家作为自由的实现不是根据众多单个主体的主观偏好，而是根据国家实体内在的普遍性和神性。这种神性无非就是国家本身作为“伦理精神”而存在。著名黑格尔专家WererMaihofer对此评价说：“不是自由出自于伦理，而是伦理来自于自由。如果伦理东西之外在与内在的实在性是在国家中，不过是在其直接的和间接的实存方式中，这就是一切伦理东西之实体：自由之概念的实[22]存，不仅是抽象的，而且是具体的，达到其世界性的现实。”这一切都只有从伦理法作为自然法即自由法的具体实现才能深刻地领会。也只有从自然法和理性法的关系，才能理解李育书这本书的主题。邓安庆[1]据笔者不完全收集，主要有以下研究黑格尔的重要著作翻译为中文出版：科耶夫：《法权现象学纲要》，邱立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施奈德尔巴赫：《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哲学：历史主义问题》，励洁丹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维尔纳·马克思：《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序言”和“导论”中对其理念的规定》，谢永康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特里·平卡德：《黑格尔传》，朱进东、朱天幸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洛苏尔多：《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丁三东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版；贺伯特·博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讲座：穿越意识哲学的自然和历史》，戴晖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科维纲：《现实与理性——黑格尔与客观精神》，张大卫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彼得·辛格：《黑格尔》，张卜天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松村一人：《黑格尔的逻辑学》，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霍尔盖特：《黑格尔导论：自由，真理，历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皮平：《黑格尔的观念论：自意识的满足》，陈虎平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马丁·海德格尔、英格丽特·舒式勒：《黑格尔》，赵卫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马丁·海德格尔著，古兰特编：《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赵卫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阿维纳瑞：《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朱学平、王兴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阿伦·伍德：《黑格尔的伦理思想》，黄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京不特：《黑格尔或基尔克郭尔》，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2]人民出版社目前已经出版了：《黑格尔著作集》第2卷：《耶拿时期著作集（1801—1807）》；《黑格尔著作集》第3卷：《精神现象学》，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黑格尔著作集》第10卷：《哲学全书·第三部·精神哲学》，杨祖陶译；《黑格尔著作集》第16卷和17卷：《宗教哲学讲演录》I和《宗教哲学讲演录》II，燕宏远、张国良等译。[3]商务印书馆的《黑格尔全集》目前已经出版了：《黑格尔全集》第6卷：《耶拿体系草稿》I，郭大为、梁志学译；《黑格尔全集》第7卷：讲演手稿；《黑格尔全集》第10卷：《纽伦堡高级中学课程和讲话（1808—1816）》，张东辉等译；《黑格尔全集》第17卷：《讲演手稿I（1816—1831）》，梁志学、李理译；《黑格尔全集》第27卷第1分册：《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刘立群等译。[4]参阅AxelHoeth,LeideaUetimmtheit—EieReaktualiierugderHegelcheRechthiloohie,PhiliReclamju.Stuttgart,2001,S.14-15。[5]阿维纳瑞：《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朱学平、王兴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6]参阅邓安庆：《论黑格尔法哲学与自然法的关系》，《复旦学报》2016年第6期，第52—58页。[7]亦可参阅邓安庆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所写的“译者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30页。[8]Hegel,VorleugeüerRechthiloohie,EditioIltigBad4,fromma-holzoogVerlage，Stuttgart-Bad1974,S.76[9]参见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10]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08页。[11]HugoGrotiu,Dejureelliacaciliritre,Bk.I.cha.1.转引自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6页。[12]塞缪尔·普芬道夫：《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鞠成伟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3页。[13]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自然法思想是在几乎同一个时间点表达出来的：康德完整表达其法学思想的著作《伦理形而上学》是1797年出版的，而费希特的《自然法权演绎》上半部分出版也是在1797年。可以说，费希特与康德的自然法思想是同一时间完成的，黑格尔在1802年完成其《自然法论文》，谢林在1804年出版《自然法新演绎》。[14]AxelHoeth,LeideaUetimmtheit—EieReaktualiierugderHegelcheRechthiloohie,PhiliReclamju.Stuttgart,2001,S.7-8.[15]我在《法哲学原理》的翻译中为了照顾与其他著作翻译的一致性，依然沿用之前的旧译法，把Daei译作“定在”，但这个词按照音译翻译为“达在”实际上能够更传神地表达其意义：作为存在之到达（dieAkuftdeSei），理念之达成（ZukommederIdee）的“实现”之义，所以在本文中，将之译成“达在”。[16]参阅《精神现象学》中“德行与世界进程”一节。[17]HerertSchädelach,HegelraktichePhiloohie,SuhrkamVerlagFrakfurtamMai2000,S.181.[18]JoachimRitter,MetahyikudPolitik,StuiezuAritoteleudHegel,SurkamVerlagFrakfurtamMai1969,S.264-265.[1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页。[20]MafredRiedel,BürgerlicheGeellchaftudStaateiHegel,LuchteradVerlag,NeuwiedudBerli,1970,S.46.[2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页。[22]MaterialiezuHegelRechthiloohie,Bad2,HergvoMafredRiedel,SuhrkamVerlagFrakfurtamMai1975,S.366.导论一黑格尔从未远去从黑格尔在海德堡开始讲授法哲学算起，已经两百年过去了。但正如当代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tCairer）所言，“没有任何一种哲学体系能像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那样，对政治生活起着如此强烈而持[1]久的影响”。与此同时，又如新黑格尔主义者鲍桑葵（BerardBaaquet）所言，《法哲学原理》“这本书被曲解的程度也许是除柏拉图《理想国》之外，任何一个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的著作都没有遭遇[2]过的”。就黑格尔思想在历史上的波折来看，“西方国家几度掀起‘黑格尔复兴’，随之而起的必然是强烈的批判浪潮，而以新的思想取[3]向收场。但每过一段时期，这只火凤凰又从灰烬中现身”。的确如此，黑格尔法哲学是当代政治哲学绕不过去的经典，在重大思想运动中，黑格尔一直在场。1.自由主义的批判黑格尔在世时，他的法哲学就遭到同时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弗里斯（Frie）、洪堡（WilhelmvoHumoldt）等人的严厉批评。弗里斯说：“黑格尔哲学毒菌不是长在科学的花园里，而是长在阿谀奉承的粪堆上，到1813年止，他的哲学先是吹捧法国人，后来又为符腾贝格王室服务，而今则拜倒在了坎普茨爵士的皮鞭之下，对于这个托庇于狱[4]吏的预言家，不值得以科学的严肃性为武器。”在黑格尔逝世后不久，同时代的鲁道夫·海姆（RudolfHaym）在《黑格尔和他的时代》中就指责黑格尔为普鲁士辩护，是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虽然，这段时期的批评多集中在黑格尔和普鲁士王国的关系上，但总的说来，[5]“海姆的批评是富有成效的”。批评者的很多观点影响深远，黑格尔的官方哲学家形象成了很多人对黑格尔的第一印象。之后，“官方哲学家”似乎不再是批判重点了，批评者们开始批评黑格尔思想本身的“专制保守”内容。在19世纪末新黑格尔主义刚取得优势地位不久，自由主义者霍布豪斯就开始了对黑格尔的批判。他认为黑格尔的国家观企图证明自由和法律是一致的，借以削弱民主的原则，想用纪律观念削弱平等的原则，要使个人成为国家的一[6]部分，以此削弱人性的原则。霍布豪斯进而认为黑格尔是与16世纪以来欧洲的民主观念与人道主义思想根本对立的，是导致政治专制和军国主义的理论根源。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也写道，“黑格尔的国家学说——这样一个学说，如果承认了，那么凡是可以想象得到[7]的一切国内暴政和一切对外侵略都有了借口”。“二战”之后，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还梳理出一条所谓的从卢梭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极权主义暗流，认为这条线起源于柏拉图，主张建构神权国家；伯林在《自由及其背叛》中的评价稍显“中肯”，认为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一批特定的近代思想家，“他们都探讨过人类自由问题……而且自认为是他们所谓真正自由的最真诚的捍卫者，……然而，到最后，他们的学说却与通常意义上的个体自由或政治自由相[8]抵”。可见，在自由主义学者心目中，黑格尔的专制保守形象可谓不可撼动。2.激进革命学说的溯源与“官方哲学家”或专制保守之批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代激进主义、左派学说也高度关注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宣称从黑格尔法哲学中受到了积极影响，是黑格尔影响了他们的革命学说。恩格斯曾说过：“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9]花费的‘艰苦的思想工作’的确比他在方法上花费的要多。”列宁在总结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时也说：“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用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黑格尔体系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人类认识[10]是相对的。”直至20世纪，激进主义、左派思想依然非常看重黑格尔的理论资源，20世纪法国左翼的重要代表阿尔都塞就提出：“黑格尔哲学也可以被培养出一种‘批判的革命哲学’，这种哲学不但对封[11]建制度提出疑问，而且对……资产阶级秩序提出了疑问。”而且，在很多左派运动中，也会见到黑格尔的影响，很多左派学者通过研究黑格尔，阐释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或提出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的武器，或主张黑格尔革命学说，或倡导承认的斗争，黑格尔为这些左派、激进学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资源。3.国家主义的吹捧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思想界出现了新黑格尔主义的兴起，但有意思的是，新黑格尔主义居然首先兴起于一向以自由自诩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之中，之后才返回到黑格尔的故乡。“19世纪末年，在[12]美国和英国，一流的学院哲学家大多都是黑格尔派。”到20世纪初，新黑格尔主义已然经英国传出而广泛流传于德国和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者们纷纷打出复活黑格尔的旗号，在涉及国家与个人关系的问题上，他们都吸取了黑格尔体系化的方法，特别强调国家的重要地位。比如，著名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格林（ThomaHillGree）从没有国家就没有个人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或国家才是个人存在的前提，一个人要完善自己，就不能游离于社会或国家之外，而要投身于社会国家之中。另一位新黑格尔主义者鲍桑葵将国家看作个人自由的保障，国家是对个人具有最高权力的最终目的，个人的最高义务就是做国家的成员并服从国家。这些观点正确地抓住了黑格尔政治学说的一些方面，但也给黑格尔政治学说的传播带来了严重后果。20世纪上半叶，当新黑格尔主义传播到德国、意大利的时候，“国家至上”就或多或少为各国当权者所用了。“当时各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遭遇到了深刻危机，将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理想化和神圣化的理性主义传统受到了严重挑战。各国统治者纷纷要求强化国家机器。他们往往把自己当作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化身，并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号下使社会受他们控制。反映在哲学上，他们不满意强调原子式个体的传统经验主义，[13]而对强调整体、绝对的黑格尔主义产生兴趣。”黑格尔法哲学在这些国家虽受到追捧，尤其受到当权者的追捧，但这对于黑格尔法哲学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一方面，因为黑格尔学说和德国、意大利极权主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另一方面，它进一步激化了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感，在20世纪中期，黑格尔哲学再次跌入冷宫。4.20世纪下半叶的复兴正如卡西尔所言，“他（黑格尔——引者注）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体系首先被看作是他的体系的最坚固的堡垒，然而恰恰在这方面，他的体系易于受到最为猛烈、最为致命的攻击。在一阵短暂的攻击之后，这些攻击似乎已经奏效。然而，黑格尔主义不是在逻辑思想或形[14]而上学领域，而是在政治思想领域获得了再生”。20世纪下半叶以来，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实践哲学再度强势复兴，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来解读黑格尔的法哲学。有学者从承认问题来研究黑格尔法哲学，比如德国哲学家霍耐特从黑格尔《伦理学体系》《实在哲学》等早期著作入手阐发黑格尔的承认思想，归纳出爱、法律、团结等三种承认的模式。查尔斯·泰勒提出“承认的政治”，阿佩尔（Karl-OttoAel）、哈贝马斯提出的“商谈伦理学”“交往理性”也多从承认角度入手，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黑格尔法哲学的理论资源，为解决现代社会的理论争端寻求出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一大批被冠以社群主义称号的学者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同时，也纷纷从黑格尔法哲学那里吸取理论资源，发掘吸收黑格尔对原子个人的批判与伦理国家的思想。总体而言，在20世纪以来的黑格尔哲学复兴过程中，法哲学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主题，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在此意义上，当代政治哲学所研究的诸如“承认”“规范性”“社群”“主体间性”“自由主义”“古典政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点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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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1 公关公共关系 公关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是

作者：左文钢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格式:AZW3,DOCX,EPUB,MOBI,PDF,TXT图表解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手册试读：前言当前，现代化企业正向着集机械、电子、液压、光学、信息科学、计算机技术、材料科学、管理学等学科最新成就为一体的方向发展着。企业更加注重精密化、信息化、全球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与此同时，企业对设备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设备管理是一个系统、完整、全面的设备生命周期管理，设备管理的目的不再局限于降低成本、节约能源，而是为了提高设备利用率、延长设备使用寿命，从而为企业增加效益，为社会尽到一份责任，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设备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设备管理要依托企业管理，企业管理离不开设备管理。而设备管理本身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设备管理体系将贯穿于整个企业管理体系之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企业，都一定离不开设备管理。设备是给企业创造财富、发展经济的必要装备和手段，而设备管理工作正是为了把这个装备和手段最大化、最科学地用于为企业的生产产品服务，为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创造价值。从企业退休后，笔者在陕西省设备管理协会继续做设备管理工作，并被中国设备管理协会特聘为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和专家组专家。在笔者从退休至今的几年时间里，由于工作关系，到全国各地200多个企业进行设备管理工作的调研、学习，其中包括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煤炭、天然气、电子、服装、交通等行业的企业。笔者到过的这些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也有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在这些企业中，有许多企业的设备管理工作还很不扎实，存在许多短板和瓶颈，特别是设备的基础管理工作还很欠缺。甚至，有些企业的设备管理体系还不健全、不完善。这就需要我们企业的设备管理工作者，要看到自身的不足，要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和企业文化，把设备管理工作做好，特别是先把设备的基础管理工作做好、做扎实。逐步完善设备管理体系，使设备规范管理在企业规范管理中成为一个亮点，并且促进企业规范管理不断进取、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管是“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还是“工业4.0”，以及大数据在企业的应用，企业都离不开设备管理工作，更离不开设备的基础管理工作，都必须建立、健全企业的设备管理体系。设备管理工作要引起企业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企业管理离不开“人、机、料、法、环、测和信息”，一个企业如果对设备没有管理好，那么，这个企业就谈不上“做大做强”，甚至连生存都会出现问题。企业是否重视了设备管理工作，就要看这个企业是否把设备管理工作及设备管理的新理念和新方法与企业文化紧密结合了，是否把设备管理工作变成企业员工的行为了，是否坚持走在设备管理的创新路上了。本书从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基础工作及建立、健全设备管理体系入手，从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实践和创新开始，将设备规范管理工作的各个阶段的各项工作由浅入深地进行了论述，内容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同时，将不同行业的各类型企业的案例与实际工作结合在一起，以加深读者对设备管理工作的学习、理解和实践应用。本书的基本特点：1）全书共9章，即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实践和创新、设备生命周期前期无形与有形规范管理、设备全面生产维护规范管理、设备规范润滑精细化管理、设备技术状态规范管理、设备技术维修规范管理、设备备件规范管理、设备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规范管理、网络信息化与设备管理，这些内容贯穿了整个设备生命周期的全过程规范管理。2）全书多处引用了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管理学说，以此来加深我们设备管理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并与企业自身的特点紧密结合。3）书中多处引用了阿尔伯特·哈伯德《自动自发》一书中的生动语言和思想来激发设备管理工作者热爱自己的工作，同时激发设备管理工作者对工作的热情和渴望。4）把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地统一起来，以大量笔者亲身经历过的、亲身体验到的，或者发生在笔者身边的案例，来说明每一阶段的设备管理工作如何开展，如何深入得更好，如何把握好设备管理工作的实践与创新。5）为了更加清楚、更加具体地说明设备管理工作者如何进行各阶段的设备管理工作，书中设计和采用了大量的图和表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说明和概括，以便于读者加深理解和便于应用。6）书中所举的案例大都是笔者本人亲身经历和切身体验到的经验和教训，读者可以从中吸取其精华，在自己的设备管理工作中多一些思考，少走一些弯路。本书的基本结构：第0章叙述了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实践和创新，说明了现代设备管理思想，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实践，概括地回顾了国内外设备管理工作的发展，简述了当前一些先进的设备管理工作的新理念和新方法。第1章叙述了设备生命周期前期无形与有形规范管理，包括设备前期无形管理方法，设备投资经营规划管理程序与效果，设备招投标管理，设备选型方法，设备前期有形管理方法，以及设备前期无形与有形信息管理的实践。第2章叙述了设备全面生产维护规范管理中的设备维护管理与考核方法，设备使用管理程序和岗位责任，设备维护管理流程和案例，设备事故及处理管理方法。第3章叙述了设备规范润滑精细化管理的主题，设备润滑管理制度，设备润滑工作管理规范，设备润滑标识和看板管理方法，设备润滑油和辅助用品管理方法，设备润滑油应用管理，设备润滑油代用和添加剂应用管理，设备润滑方式与方法，以及设备润滑状态监测管理方法、设备润滑系统故障分析方法和信息化管理的设备润滑工作。第4章叙述了设备技术状态规范管理，包括设备技术状态管理的实践，设备技术状态检测管理，设备技术状态监测管理，设备状态诊断技术管理的实践等内容，还包括了设备状态诊断技术的信息化管理。第5章叙述了设备技术维修规范管理，包括设备技术维修管理方式，设备技术维修计划制订管理方法，设备技术维修评价，网络计划技术在设备技术维修中的实践，设备维修技术工作的实施管理，涵盖技术维修信息化管理方式。第6章叙述了设备备件规范管理，包括设备备件分类管理和工作流程，设备备件技术管理，设备备件计划与市场信息管理方法，设备备件经济管理方法，以及设备备件管理模式等内容。第7章叙述了设备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规范管理，包括设备实物形态与固定资产管理方法，设备分类管理方法，设备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动态管理方法，其中涵盖了网络信息化实现设备资产动态管理方法。第8章叙述了网络信息化与设备管理，包括网络信息化管理系统，PMIS的基本方法，PMIS设备资产和维保管理流程，PMIS质量管理的实践，PMIS物料管理流程，其中涵盖设备管理信息化建设案例。本书的适用范围：本书适合各类型企业高、中、基层设备管理者学习使用，适合作为大专院校、职业院校相关专业的辅导用书，也适合作为接受设备管理各阶层管理者的教育、培训用书，还可以用于辅导企业设备管理体系工作的实践。关于本书：退休后笔者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编写一本关于企业设备管理方面的书，“搞了30多年的设备管理工作，包括设备技术维修工作，对这个工作应当有个总结，更重要的是应当给我们的企业、给我们的社会留点什么!”这是笔者真实的想法，也是支持笔者写这本书的重要基础。从第一次编写本书的大纲开始，到第1稿的完成，再到多次大面积地修改，最后到全书编写完成，共花费了4年多的时间。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还得到了陕西省设备管理协会秘书长朱家秦以及秘书处全体人员的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一定会有许多缺点或者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并提出宝贵意见。左文刚卷首语当你的一种好奇促使你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一种掌握设备管理知识的渴望在你的脑海里油然而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只是古人的经验，它也一定是当代所有企业与设备有关联的人不可遗忘的真正财富。如果在你翻开本书每一页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又有新的知识进入自己心扉了，或者看到了自己过去掌握的知识在这里又有了总结，由此触发了你要在设备管理工作中再做一番事业，作为本书的编著者，我真的感到欣慰了。——左文刚第0章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实践和创新一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企业，无论规模大小，它的设备管理工作一定会是注重设备生命周期全过程的科学管理，会在规范上下功夫，也一定是不断创新、生动活泼、富有朝气、天天向上的。说到设备管理，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设备管理工作者会有一种“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的感觉，在这部分人当中，绝大多数是非常热爱设备管理工作的，但他们其中有些人又不知道如何去做才是企业最需要的。设备管理人员往往被企业生产管理中的种种问题所干扰，因设备管理工作不尽如人意，而成为企业生产任务完不成或者完成不好的“充分理由”。应当运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手段，把设备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运用到工作中，这是我们每位设备管理人员应尽的责任；这个责任是我们每天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境界，如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更加努力，就会把我们的设备管理工作做得更加出色。美国著名出版家和作家阿尔伯特·哈伯德在他的《自动自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敬业表面上看起来有益于公司和老板，但最终受益者却是自己。当我们将敬业变成一种习惯时，就能从中学到更多的知识，积累更多的经验，能从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过程中找到快乐。”他又说：“一个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应该尽心尽责，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求得不断地进步。这不仅是工作的原则，也是人生的原则。如果没有了职责和理想，生命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无论你身居何处（即使在贫穷困苦的环境中），只要能全身心投入工作，最后就会获得经济自由。那些在人生中取得成就的人，一定在某一特定领域里进行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当前，企业正向着集机械、电子、液压、光学、信息科学、计算机技术、材料科学、生物科学、管理学等最新成就为一体的方向发展着，企业更加注重精密化、信息化、全球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与此同时，企业对设备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设备管理是一个系统、完整、全面的设备生命周期管理，设备管理的目的不再局限于降低成本、节约能源，更是为了提高设备利用率、延长设备使用寿命，从而最终为企业增加效益，提高企业竞争力。设备管理这个领域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即使是在“工业4.0”“互联网+”及“中国制造2025”的时代，设备管理在企业管理中仍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企业管理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企业文化的背景下，由企业各阶层管理人员按照一定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对企业的人、财、物、信息、技术，或者说对人、机、料、法、环、测和信息等生产要素进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设备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企业管理离不开设备管理，而设备管理又必须依托企业管理。如果一个企业不重视设备管理，那它就是不重视企业管理，如果连企业管理都不重视了，那么这个企业还有可能生存下去吗?设备管理工作案例：我曾经到过一些企业进行过设备管理工作的调研，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些企业的设备管理人员甚至包括一些企业的中层领导干部都在抱怨：“现在的设备管理工作太难搞了，生产任务完成不了，一切都要怪罪于设备出了问题。”在一次与企业进行座谈时，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设备管理工作主要难点在哪儿?”一位管理干部说：“企业的高层领导重视的是生产，设备管理是辅助部门，辅助部门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难道他们不知道生产离不开设备?设备如果管理不好，生产能搞好?”我又问。“怎么不知道，但他们认为设备出了问题就是设备管理问题，设备不及时修理好就要影响生产，管理好设备是应该的，出了问题是不能耽误的。”另一位设备管理干部这样说。还有的人说：“在企业总结会上，只要企业领导不批评设备管理部门，就是对设备管理部门的表扬了。”这就是当前在一些企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不管是抱怨还是批评，设备管理工作是不能放弃的，要按照企业的目标去卓有成效地进行管理，去为企业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现代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他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应该贡献什么才能大幅度地提升我现任组织的绩效和成果？”他强调的是责任。设备管理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将贯穿于整个企业管理之中。不管它是什么类型的企业，无论它规模的大小，都离不开设备管理。可以说，设备是给企业创造财富、发展经济的必要装备和手段，而设备管理工作正是努力把这个装备和手段最大化、最科学地用于为企业服务。同时，企业的设备管理工作同样也担负着一种社会责任。0.1现代设备管理思想设备管理工作所面对的是各种类型、五花八门的设备，这些设备是设备管理人员包括设备维修人员所要研究的对象。一个企业，它可能从事的是地质矿产、钢铁冶金，或者是机械制造、交通运输，也可能从事的是石油化工、煤炭工业、天然气矿产，又有可能从事的是印染纺织、烟草工业、邮政通信、生活服务等，乃至在国防工业领域、高科技领域等都离不开设备。所以说，设备是提高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工具和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如果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大批现代化的先进设备，一名设备管理者，仍然采用古老落后的设备管理思维和方法，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创新地对这些设备进行管理，那就好像把现代战争使用的导弹挂在古战场的马车上，后果必然是毁灭于现代战争的汪洋大海。这里的“导弹”好比是现代先进的设备，而“马车”就好比是古老、落后的设备管理方法。彼得·德鲁克在他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用这样一段论述来说明创新存在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在企业发展进程的任何阶段都能发现创新，它可能是设计环节上的创新、产品及营销方法的创新、价格及客户服务的创新、管理机制或管理方法的创新。它是一张让生意人可以承担新风险的保单。”设备管理者如果没有搞清楚管理设备的目的是什么，就好像上面所说的马车和导弹的关系一样。这并不是无稽之谈，在现代化的企业中，这样的设备管理者和设备管理思想仍在其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工作中体现的仍然是用落后的思维、落后的方法，而缺少管理创新，用着落后的方法，管理着企业现代化的设备。企业的设备管理工作不能总是在落后的、被动的、无创新的状态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循环着。显然，开展设备管理工作一定是长期的，是贯穿于企业管理全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企业因循守旧，是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的。创新是提升企业竞争力最主要的战略之一。同样，创新也会给设备管理带来生机和希望，创新要贯穿于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各个环节。0.2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实践我们在进行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同时，要保证设备的安全使用，并以环境保护为前提。设备管理人员和生产管理者应当谋求设备生命周期费用最经济为条件，努力做到充分发挥设备的综合效率，取得最佳的设备投资效果。设备管理工作的范畴不仅包括对设备的技术管理和维修管理，而且还包括对设备的经济管理。从系统管理的概念出发,设备管理是企业管理的子系统,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管理离不开设备管理，设备管理工作搞得好不好，又直接反映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并且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主要工作内容如图0-1所示。图0-1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主要工作内容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就是对设备全生命周期中全过程的物质运动和价值运动进行全面、系统的规范管理。它不仅涵盖了设备管理的全部内容，而且把设备规范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贯穿于设备一生的全系统的规范管理中。“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会把大量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到企业管理过程中，致使智能生产不断出现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具有高度自动化、高度信息化和高度网络化三大特征。这三大特征将导致企业管理和生产过程的形态发生变化，员工的角色也将发生较大改变，这就要求企业的每一位员工都要具备新知识或新技能。尽管如此，设备管理工作依然存在，设备规范管理知识一点儿也不能少!0.3设备管理工作的发展0.3.1国外设备管理工作的发展国际上设备管理工作的发展有四个主要阶段，如图0-2所示。图0-2国际上设备管理工作发展的四个阶段将国际上设备管理工作发展的四个阶段进行分解，见表0-1。表0-1国际上设备管理工作发展的时间段（续）0.3.2我国设备管理工作的发展我国设备管理工作的发展内容也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如图0-3所示。图0-3我国设备管理工作发展的四个阶段将我国设备管理工作发展的四个阶段进行分解，见表0-2。表0-2我国设备管理工作发展的时间段（续）0.4设备管理工作的新理念和新方法设备的技术进步正朝着集成化、高速化、精密化、自动化、流程化、综合化、计算机化、技术密集化等方向发展着。可以想象，如果运用落后的理念和方法，对先进的设备进行管理，那给企业带来的不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升，而是企业发展路上的障碍。正如前面所说的，用马车挂导弹，即便是使用最上等的马车，也仍将被历史所淘汰。比尔·盖茨非常喜欢自己公司宣传企业文化的一条内容：“每天早上醒来，想想王安电脑，想想数字设备公司，想想康柏，它们都曾经是叱咤风云的大公司，而如今它们也是烟消云散了。有了这些教训，我们就常常告诫自己——我们必须要创新，必须要突破自我。我们必须开发出那种你认为值得出门花钱购买的Widow或Office。”0.4.1设备预知维修体制的实践设备预知维修（PredictiveMaiteace，PM）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这种设备维修方式起初依赖于早期计算机系统及其与之相对应的软件系统来评估设备各系统的工作状态和故障情况。设备预知维修管理体制案例：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期，机械制造领域的数控机床从NC系统到简单的CNC系统只具备简单的自诊断功能，检测系统和传感器装置的技术水平比较落后，只能依赖于当时CNC系统相应的软件系统和简单的检测仪器来诊断设备的技术状态和设备故障的初始现象。所以，在当时这样的技术条件下提出了设备预知维修体制的管理方法，来预先诊断和判断设备的技术状态。这在当时也解决了不少设备的故障问题，因此预知维修管理体制在设备管理的进程中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尽管设备预知维修管理体制有它的局限性，但它毕竟向传统的、以时间为基础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常盛行的设备预防维修体制提出了挑战，并将传统的设备预防维修方式进行了彻底的变革。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各类设备检测手段的涌现和不断进步，设备预知维修体制出现后没多久，许多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开始建立更为完善的状态维修的设备管理体制。0.4.2设备状态维修体制的实践运用设备状态维修为基础的管理体制（CoditioBaedMaiteace，CBM），是相对事后维修体制和预防维修体制而提出的，可以说，状态维修是在预知维修的基础上发展和建立起来的，设备状态维修是预知维修更高一层的设备维修管理模式。设备状态维修在国际上已经被广泛应用，目前我国也正在企业中大面积推广和应用。经过不断实践，设备管理中的状态维修体制在当前是一种科学的、适合企业的设备管理模式。设备状态维修管理体制案例：对任何类型的设备，检测人员都可以利用各种简单或复杂的技术状态检测仪器对其进行定期检查，实时监控设备技术参数和技术指标的微小变化，把故障消灭在萌芽状态。全功能数控设备除了具有较强的自诊断功能外，还可以配备技术状态监测系统，并通过计算机对设备进行自动故障检测。除此以外，还可以对设备的机械传动进行监测分析，对液压系统、气动系统进行状态监测分析等。图0-4所示为设备状态维修诊断系统的示例。图0-4设备状态维修诊断示例系统图设备状态维修就是当设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劣化或功能失效后所实施的维修。设备状态的劣化或功能失效，是由被检测设备状态参数的变化反映出来的。设备状态维修中的状态监测，实际上是对设备在运行过程中整体或局部物理现象的变化进行的监测和检测，目的是随时监视和检查设备的运行状况，收集、分析和处理设备技术状态变化的信息，以求及早发现或预测设备功能失效和出现故障的原因，掌握设备劣化或功能失效的规律，适时采取故障维修的对策或方法，以此来保证设备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设备状态维修，要求企业的设备管理人员和维修人员要适时地对设备进行各种参数的测量，随时反映设备的实际状态。所测量的设备参数可以在足够的时间内提前警示或提示，以便采取适当的维修方式和措施对设备进行调整和修理。0.4.3设备可靠性维修体制的实践运用设备可靠性维修管理（ReliailityCeteredMaiteace，RCM）是以最低的设备维修费用保持设备可靠性的维修方式。它是从分析设备零件的可靠性、设备故障模式、设备故障影响入手，对不同设备维修对象（如设备系统、设备部件）的不同故障模式和故障影响，采用不同的设备维修方法的管理模式。设备可靠性维修管理体制案例：运用设备可靠性维修管理模式，对加工中心设备出现故障的后果进行结构性评价，以及对加工中心设备维修方法进行选择可参考图0-5所示的内容。我了解的一些企业在进行精益生产、精细化管理、六西格玛管理、平衡计分卡管理的同时，在设备管理工作中也尝试着运用可靠性维修进行管理。他们利用这种方式进行管理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设备的可利用率。图0-5加工中心设备的可靠性维修方法0.4.4设备利用率维修体制的实践设备利用率维修体制中的应用公式见表0-3。表0-3设备利用率维修体制中的应用公式设备利用率是反映设备工作状态及生产率的技术经济指标。设备利用率实际上是设备在数量、时间、能力等方面利用程度的量化。它包括：①设备数量利用指标,主要是设备制度台时利用率（实际开动台时与制度工作台时之比），设备计划台时利用率（实际开动台时与按计划班次可开动台时之比）；②设备能力利用指标，主要是设备综合利用率。而设备负荷率是实际生产量与设备标准生产能力之比。运用设备利用率维修的管理体制（AvailailityCeteredMaiteace，ACM）是企业把设备利用率放到设备维修方式的首要位置来制定设备维修策略的维修管理模式。它把设备维修方式分成不同的维修类型，有定期维修、状态维修、事后维修、机会维修和改善维修，具体内容见表0-4。表0-4设备利用率维修的主要内容（续）0.4.5全面生产维护体制的实践（1）全面生产维护体制的发展进程全员生产维修体制（TotalProductiveMaiteace，TPM），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正式提出来的，当TPM全面进入我国以后，有人将其与我国企业现状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将TPM称之为全面生产维护体制。TPM的发展概况如图0-6所示。图0-6TPM的发展概况（2）TPM的思想和理念TPM要求做到追求经济性，控制全系统，员工对设备的自主维护，即通过全面维护预防和全面预防维护以求最终达到全面改善维护的目的，如图0-7所示。图0-7企业员工对设备的自主维护TPM的预防哲学就是要确立预防设备缺陷和设备故障的条件，即要分析可能造成设备缺陷和设备故障的相关问题，防患于未然；要排除设备的操作人员、维修人员、管理人员等心理上的缺陷；要排除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设备劣化；要消灭设备的慢性不良；要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最终达到设备效率最大化的目的。TPM的预防哲学如图0-8所示。追求TPM的“0”目标，即追求设备的“0”缺陷(ZeroDefect,ZD)；TPM的全员参与，以提高企业经营能力和企业成果最大化。图0-8TPM的预防哲学（3）TPM自主维护工作的定义和目的1）TPM自主维修或自主维护工作的定义。TPM自主维修或自主维护工作是以企业制造部门为中心的生产一线员工的重要工作，是指生产一线员工以主人的身份，对“我的设备、我的区域”进行保护，维持和管理，实现企业生产处于理想状态的自主工作。自主维修或自主维护是TPM工作的灵魂。2）TPM自主维护工作的目的。①人的方面。为企业培养理想的员工，即培养强大的有实力的作业能手。②物的方面。实现理想的生产现场，即所有员工都能发现并纠正设备的缺陷及故障点。（4）设备综合效率设备综合效率（OverallEquimetEffectivee，OEE）的基本含义见表0-5。表0-5OEE的基本含义（续）TPM在企业管理和生产实践中也在不断地进行改进、发展，这里我们把TPM的理念、方法整理归纳如下：①着重于企业生产现场的设备管理。②以提高企业生产率为目标。③以企业全系统的预防维修体制为载体。④以企业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为基础。⑤全过程规范的全员生产维修或全面生产维护体制。TPM工作在经过30余年的发展之后，又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它体现在TPM的5个特征上,见表0-6。表0-6TPM的5个特征经过不断发展，TPM在原来5大支柱（员工个人提高、计划预防维修、PM管理系统、企业教育与培训、员工自主维护）的基础上，增加了质量维修体系、管理不断改进、安全健康与环境，成为8大支柱，如图0-9所示。图0-9TPM的8大支柱TPM的文化内涵就是由不断地调动人的资源和潜力开始，达到团队合作精神。团队合作是一种氛围，也是企业的一种文化，是人们追求的企业愿景。0.4.6开展TPM的阻力与对策案例我曾经应邀到一个企业调研TPM工作，在调研中，有一位基层领导对我说了他的心里话，他说：“TPM在我们企业已经推行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这项工作很难开展，根本搞不下去，阻力太大!”通过调研工作，并与相关人员座谈，我们认为，TPM工作开展不下去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条：1）企业高层领导不够重视，思想观念还没有根本转变。2）TPM没有融入自己的企业文化之中。3）TPM没有与自己企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而是生搬硬套。4）把TPM只作为设备管理部门要开展的工作，而没有放在企业管理工作之中，所谓全员只是表面现象。5）把TPM作为一种任务，对企业的发展没有危机感。6）企业的各阶层领导把TPM作为一种“秀”来“做”，自然没有生命力。7）对员工的培训不够。开展TPM工作，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而应当在正确的轨道上不断地进行改进，坚持不懈地长期开展下去。开展TPM工作一定要以6S管理为基础，要与设备管理工作有机地结合，这样做了，就一定会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回报。0.4.7设备风险分析维修体制的实践设备风险分析维修方式（RikBaedMaiteace，RBM）是基于在设备维修工作中，对设备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价，从而制定出相应的设备维修策略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以对设备或设备的零件、部件进行处理时可能出现的风险为评判基础的设备维修策略管理方法。设备风险分析维修方式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进行表达：式中F——风险，即设备维修造成的风险；E——后果，即对健康、安全、环境等造成的危害；a——概率，即故障出现的概率。式(0-1)中的设备维修后果是指设备在维修过程中对维修及相关人员的健康、安全和对生产环境、社会环境的危害，还包括设备本身、使用材料、使用备件的损失，以及影响企业生产和服务的损失等。设备风险分析维修所面对的问题见表0-7。设备风险分析维修体制的工作流程如图0-10所示。表0-7设备风险分析维修所面对的问题图0-10设备风险分析维修体制工作流程图设备风险分析维修体制的特点见表0-8。表0-8设备风险分析维修体制的特点我们在开展设备风险分析维修管理工作时，要与企业开展的设备维修体制（如设备状态维修体制、设备利用率维修体制、设备可靠性维修体制以及全面生产维修体制）工作结合起来。只有这样，设备风险分析维修工作才能顺利开展起来，不至于理论与实践脱节。0.4.8“互联网+”与企业设备管理“中国制造2025”给我们的设备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思路，互联网+设备管理可以解决设备管理工作中的某些瓶颈问题，使设备管理工作适应企业的发展。我们可以把设备实物形态管理、前期管理、全面生产维护管理、技术状态管理、润滑管理、备件管理、技术维修管理等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高度柔性化、个性化以快速响应市场。图0-11所示的互联网+设备管理会把设备管理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管理平台。实际上许多企业已经这样做了。图0-11互联网+设备管理设备管理工作与社会的各项活动一样，是与信息及数据的创造、传输和使用直接相关的。信息技术的每项突破都在逐渐打破信息及数据与其他要素的耦合关系，增强流动性，从而扩大使用范围并提升使用价值，最终提高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效率。数据除了作为必要成分驱动业务外，数据产品的开发更是为获得数据财富开辟了新的源泉。经济领域海量数据的积累与交换、分析、运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知识，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为充分挖掘数据要素的价值提供了超乎寻常的力量。互联网+设备管理中的设备管理就需要大数据的支持，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由大数据组成的。互联网+设备管理与大数据的关系如图0-12所示。设备管理中的设备状态监测系统与大数据的关系如图0-13所示。图0-12互联网+设备管理与大数据的关系图0-13设备状态监测系统与大数据的关系0.4.9可穿戴智能设备与设备管理工作的实践可穿戴智能设备，顾名思义就是可以穿戴于人身体上的智能设备。这些智能设备能够融合多媒体、无线通信、微传感、柔性屏幕、定位系统、虚拟现实、生物识别等最前沿的现代技术。此外，可穿戴智能设备还能通过结合大数据平台、智能云、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对与人体有关及与人们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一切信息进行收集、处理、共享、反馈。可穿戴智能设备可以是眼镜、手表、手环、项链、帽子、服饰、鞋子、袜子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任何物品，如图0-14所示。它不同于手机、平板电脑这些智能移动设备，平板电脑只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附属品，而可穿戴智能设备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人们生活、工作的一部分。可穿戴智能设备不但会在设备的点检、检修、状态监测等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也一定会在设备管理工作的许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穿戴智能设备必将在现代企业管理和设备管理工作中体现出它的价值，它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可以想象，我们的设备管理工作也必将在可穿戴智能设备的影响下而发生深刻的变化。图0-14可穿戴智能设备0.4.10大数据与设备管理的实践智能制造与大数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智能制造中离不开各种类型的大数据，而大数据又在为智能制造提供各类应有尽有的信息和为人们所用的各种类型的大数据。大数据思维是指一种意识，如果我们把设备管理中的大数据处理得当，就能为设备管理人员解决问题提供答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大数据不一定是很大的，而这些数据对我们一定是有用的。在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各个环节中都包含着大数据。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由许多信息组成，而这些信息可以来自方方面面，而方方面面的信息都包含着我们所需要的大数据。自制设备中，从规划、设计、制造、安调、验收到生产运行、预防维修、维修实施、技术改造，再到点检、状态监测、日常维修直到报废更新；外购设备中，从规划、调研、选型、招标、采购安调，到生产运行、预防维修、维修实施、技术改造，再到点检、状态监测、日常维修直到报废更新；每个环节都会采集和汇总出大量的信息，可从这些信息中提取为人们所用的大数据。由图0-15可以看出，设备管理的所有信息都会形成为人们所用的大数据。图0-15设备管理到大数据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点击下载...

2022-04-03 设备利用率和设备使用率 设备能力利用率

作者：(美)伯内斯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格式:AZW3,DOCX,EPUB,MOBI,PDF,TXT宣传试读：总序现代公共关系事业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之中。此间大抵60年，包含了所谓镀金时代、进步主义时代、一战、战后黄金十年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在社会巨变中，通过宣传和沟通来化解矛盾、达成共识、建立信任，以及推销观念、政策和产品，成为商业、政治诸领域迫切、显著和专门化的需求。巴纳姆（P.T.Barum，1880-1891）、艾维·李（IvyLee，1877-1934）和伯内斯（E.L.Beray，1891-1995）于历史变革中脱颖而出，在观念和实践层面为现代公共关系事业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三人同被奉为“公关之父”。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公关学界在引渡西方公关理论时就高度关切三位公关之父的思想，却只知其人，未闻其声。譬如，学界公认艾维·李在1906年发布的《原则宣言》确立了现代公关事业的核心信条和道德基准，而始终未见对宣言完整、妥帖的译介；又如，伯内斯所著《舆论的结晶》（1923）与李普曼（WalterLima）的《公共舆论》（1922）堪为姊妹篇，后者在中国传播学界风行数十年，前者唯见只言片语的引述。至于巴纳姆，更因年代久远而只留下几段传说和公案。历史母题、理论渊源和“原初价值”的缺席与含糊，导致了国内公关理论和实践一直面临着“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的困境，学界和业界因此持续遭受合法性危机之苦。学术之贫弱和浮躁，实践之喧嚷和无序，不过是合法性危机的同病别发。同现代社会很多具有“公共性”的事业一样，公关亦应有卓越的思想者，他们须有智慧、有见识，要纯粹、厚实；也要有杰出的实干家，他们须有精明的头脑、庄重的理想和进步的意志，在实践中发明工具、开辟道路，并确立行业自身的气质和尊严。巴纳姆、艾维·李和伯内斯正是这样的人，他们既是大时代里创造性的思想者，也是公关事务中引领性的实干家。这套“公共传播文丛·译著”包括《每一分钟诞生一位顾客》、《取悦公众：公关之父艾维·李和美国公关发展史》、《舆论的结晶》和《宣传》四本反映巴纳姆、艾维·李和伯内斯公关思想的著作。《每一分钟诞生一位顾客》呈现了巴纳姆提出的有关成功宣传和商业制胜的“黄金法则”，按照这些法则，他把镀金时代前后的宣传观念、资源和策略运用到了极致，缔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尽管巴纳姆并未提出“公共关系”这个概念，但他的确是最早自觉、专业、系统地利用公关手段获利的人。在公关领域，他的思想火花至今依旧燃烧，他设计的剧目不断重演。《取悦公众：公关之父艾维·李和美国公关发展史》记述、研究了艾维·李的一生和他的公关思想。艾维·李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值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高潮，媒体“扒粪”和大众抗争风起云涌。这场运动旨在解决财富激增背后的经济垄断、阶层分化、贪腐盛行、环境破坏、道德沦丧和信仰凋零等问题，促进公平正义，重新整合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对等繁荣。艾维·李认识到企业、公共机构和它们的公众之间鸿沟深堑，他愿意充当居间者、协调者的角色，沟通各方，弥合裂痕。在“人民登基为王”的时代，他倡导企业和公共机构讲真话，奉行“凡有利于公众的才有利于组织”的互惠原则。他相信一旦公众知晓足够多的事实和真相，就会作出理性、进步的判断，企业和公共机构也将因此获得同情、理解和真正的自由。《舆论的结晶》和《宣传》是伯内斯的经典之作。伯内斯认为公共关系的价值在于通过告知和说服，整合公众态度和行为，协调社会关系，形塑社会认同。告知即让各方意见在观点的市场相遇，真理存乎意见交换之中，是“各种欲望斗争和妥协的产物”；说服即建立组织与公众关系之间的“双行道”，强调相互理解和彼此调整，“以说服和建议来取代暴力威胁和恐吓”；整合与协调即平衡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关系，而私人利益应当服从公共利益，个体的追求必须顺应“共同的善意”。如是，公关既坚持了民主观念中“自由”、“平等”的一面，也强调了其中“秩序”、“认同”的一面。伯内斯提出，这些目标要靠像他这样的“少数聪明人”、“舆论专家”、“公关顾问”来实现，因为他们可从“大处思考”，引领大众，制造认同。巴纳姆全面尝试了现代公关的各种策略和手段，诸如新闻报道、制造事件、公共演讲、游说精英等，因而在“人类伟大的馈赠者”、“广告之王”、“营销天才”等名号之外，人们把“公关行业开山鼻祖”的头衔也献给了他。艾维·李在1903年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独立、专业的公关公司，并在严格意义上确立了现代公关的信条和准则。他在一个利益关系和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的时代，以简单、纯粹的道德钥匙开启了利益集团、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之门。伯内斯确立了现代公关的核心价值、哲学基础、思维框架和行动路径，创造了百年公关史上的辉煌案例，并于1923年在纽约大学开设了世界上最早的公关课程。如是而观，三位行业之父实至名归，他们于历史的大风大浪中积累的智慧和经验，堪为我们今日远行的资粮。然而历史的另一张面孔是，三位先驱都曾深度卷入道德困境，这些困境也表征了现代公关事业的坎坷命运和曲折进路。人们认定巴纳姆为了推销马戏团和博物馆而愚弄、欺诓公众，有人指责他讲过一句令人发指的话—每一分钟都诞生一个笨蛋。尽管传记作者瓦伊塔尔（JoeVitale）提出“查无实证”，但是这句来自“公共关系黑暗时期”对公众的诅咒还是被归罪于巴纳姆。艾维·李试图把他的公关观念和策略应用于国际事务之中，却因呼吁美国承认苏联政府、受雇于德国企业而被认定服务共产主义和纳粹。在他自己鼓吹的“民意的法庭”上，艾维·李被宣判为国家叛徒，最后抑郁而终，英年早逝。伯内斯的精英主义饱受批评，哈贝马斯、乔姆斯基等人认为他不但在理论上仰承了勒庞（GutaveLeBo）、特洛特（WilfredTrotter）、李普曼等人的衣钵—如他们一样蔑视大众，而且把“操纵大众思想”当作实践工具来达成商业和政治目的。有人甚至提出，奉行伯内斯的公关律令，简直是认贼作父，是行业的耻辱。公关道德问题之严峻，不仅源于功利性传播自身的是非陷阱和善恶风险，而且在于其对社会道德不可避免的捆绑和滥用、对公共领域的重构和殖民。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进路中，公关促进了真相的发布、真理的发现还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增益了善治和繁荣还是加剧了危机和罪恶？是形塑共识、认同还是施加头脑和心灵控制？是美好、和谐之共同体的引领者，还是喧嚣、争斗、狂欢、狂怒之欲望同盟的操纵者？三位公关之父回答了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尚有一些问题有待于新的历史实践提供答案。中国公关业自然也是答题者。如果一直闪避公关的核心价值和道德准则问题，而谋求所谓“跨越式发展”，这个行业将一直处于危脆的发展状态—越繁荣，越狼藉。公关以沟通为业，而以公关为业者更应加强自我沟通。首先是学界和业界的沟通。前者要消了虚浮，不惑于概念和观念；后者要灭了急进，不困于奔波和迷乱。其次是中国与西方的沟通。“言必称西方，行必践本土”的口号是可疑的，言者未必深读过几部西方经典，行者也难说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公关体系。我们需要老老实实地学习人家的良心和技艺，然后才能做得如他们一般体面；我们更需要认认真真地走好自己的每一步，有自己的立场和立意。向人学习，不是简单换上别人的衣服；于己忠诚，也不是拿特殊性和复杂性当借口。最后是历史和现实的沟通。我们要复活一些往日的灵魂和思想，这要求我们拥抱历史经验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抓取那些积极向上的东西。复活所追求的是自我确认，是头脑改进，是出发前告慰和请教先辈的精神。这套文丛的主旨也恰在此处。本套文丛采取了集体协商、合作的翻译方式。《每一分钟诞生一位顾客》的译者有胡百精、雷嘉雯、陆慧泉、冯雯婷，胡百精和郭闻捷合写了导读《每一分钟诞生一位顾客》。《取悦公众：公关之父艾维·李和美国公关发展史》第一稿的译者是顾鹏程、周卷施，第二稿和第三稿的译者是胡百精，黄彪文校对了第一稿，胡百精和吴杨盈荟合写了导读《真相与自由：艾维·李与现代公共关系的诞生》。《舆论的结晶》第一稿的译者是董晨宇、井水玉、曲洁昊，第二稿的译者是胡百精、赵铿冰，第三稿的译者是胡百精，郭闻捷、杨奕、井水玉、吴杨盈荟校对了第二稿，胡百精和董晨宇合写了导读《伯内斯公共关系思想的研究与批判—兼论现代公共关系的哲学基础与民主悖论》；《宣传》第一稿的译者是董晨宇，第二稿和第三稿的译者是胡百精，导读撰写者与《舆论的结晶》相同。陈明子、孙沛、黄丽丽、王赫然也加入了策划、翻译、校译工作。陈明子和赵铿冰做了大量文献清理和组织协调工作，陈明子实际上扮演了这套译丛副主编的角色。每一位团队成员的贡献都不仅限于此，没有他们的信任和鼓励，我可能在三年中的任何一刻放弃这项工作。我们的工作显然不完满，期待收获所有人真诚的批评。感谢我的师长赵启正、刘继南、涂光晋、郭庆光、倪宁、高钢、喻国明诸教授；感谢廖为建、郭惠民、程曼丽、李兴国、齐小华、纪华强、孟建、陈先红、黄懿慧、吴宜蓁、张依依等多位师长；感谢人大新闻学院的同事们；感谢我的几届研究生和所有亲爱的同学们；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蔡翔社长、闵惠泉总编辑、司马兰主任和责任编辑姜颖昳老师。我还要专门感谢新势整合传播机构的徐保元、顾江、王丰斌、陈俐等业界先进，他们为我提供了必要的研究支持和一批奋力向上的听众。我相信，他们的耐心、勇气和智慧将让他们更加天高地阔且一直令人尊敬。以上每一组名字都可以列举更多，每一个名字都意味着对我的关心和宽容。最后，我把这几本并不精致的译作献给我的母亲，在我还不懂得送给她一份礼物的时候，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胡百精2013年5月15日，于人大明德新闻楼导读伯内斯公共关系思想研究与批判—兼论现代公共关系的哲学基础与思维框架胡百精、董晨宇“现代公共关系从业者将自身的存在归功于20世纪之初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归功于彼时的新国家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政。”1952年，公关之父爱德华·伯内斯（E.L.Beray）回溯了半个世纪前美国进步主义运动酝酿公关行业的最初历史图景。由此顺流而下，尚有一战、战后“黄金十年”、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二战、“开创伟大社会”、“冷战”终结等历史画面进入伯内斯的视野，他所开创的公关行业深度卷入了这些影响美国和世界命运的大事件。伯内斯亲历了这一切—他活到104岁。伯内斯在1923年出版了第一本公共关系理论著作《舆论的结晶》，同年在纽约大学开设了第一门公共关系课程，而他不只是学科之父。自1912年大学毕业起，他服务了20世纪中前期美国最重要的一群商业、政治和文化精英，创造了公共关系史上最辉煌的一批案例，确立了公共关系行业的哲学基础与核心价值、实务体系及道德规范。1995年3月10日，《纽约时报》在第一版发布了伯内斯的讣告，赞叹这位“传奇的公关之父”在“影响并改变公众的意见和行为”方面取得了“耀眼的成就”，“确立了在美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事实上，《时代》杂志早在1935年就称扬伯内斯为“美国公关第一人”。然而这些皆非对他本人和公关行业一劳永逸的道德加冕，他彪炳史册却持续遭受道德审判，这个行业一百多年来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却始终未能摆脱自身的合法性困境。一、进步与认同：现代公共关系的诞生语境与哲学基础1893年，犹太人伊莱·伯内斯带着自己两岁的儿子爱德华·伯内斯从奥地利移民美国。19世纪末的美国社会标签来自铁路大亨考尼勒斯·范德比尔特（CoreliuVaderilt），他宣称“公众该死”。在这个公众该死的时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财团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政策，肆无忌惮地剥削底层大众—大众不过是物竞天择中的“不适者”，政治集团则是财团的联盟，贪婪、腐败、无能，纵容垄断和社会罪恶。伯内斯的童年是在“偏僻的康奈尔”度过的，那时，整个美国正在经历如火如荼的社会变革。“工人被贬低为奴隶，大众被视为商业的私人狩猎场。”企业工作环境恶劣，工人每周要工作60小时。每年在工作中丧生的工人有3.5万人，企业却推卸责任，拒绝提供补偿。贫富悬殊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在1900年前后，1%的富有家族掌握了全国51%的财富。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社会抗争运动风起云涌。进步主义运动（ProgreiveMovemet）便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运动中，美国国会和政府针对财富垄断、阶层分化、政治腐败、文化衰落等诸多社会问题，通过并实施了不计其数的改革法案；知识分子加入改革洪流，推动政治哲学和社会思潮创新，实用主义思想受到追捧；面对转型和危机，罗斯福和威尔逊两位总统力主改良而非革命，他们在政治哲学层面把实用主义思想分别表述为新国家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前者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后者重视社会公平正义。此间，由新闻记者和作家发起的“扒粪运动”（MuckrakigMovemet）层层揭开垄断财团的黑幕，迫使统治集团作出改革—当镇压和躲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发现只能重新调整自己与公众的关系。现代公共关系走上了历史舞台。1912年伯内斯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毕业的时候，他的先行者、另一位现代公共关系之父—艾维·李已经在1903年创办了公关公司（ulicagecy），并与“新闻代理人”展开了近十年的斗争。19世纪中后期，美国出现了一批专门为企业联络报馆刊发新闻的掮客，他们经常无节制地鼓吹雇主利益，不惜煽动和欺骗大众。在“扒粪运动”中，一些财团仍旧沿袭新闻代理人的做法，粉饰自己，操纵大众。“铁路公司开始意识到，它们和其他公民一样，有权利向人民展示事实和观点……因为公众的思想不仅应该被塑造，还应该被正确塑造。”同时，信息公开并非因为企业“认为这样做是应该的”，而是它们明白“不管公众的好奇是否合理，聪明的做法都是取悦公众”。伯内斯后来也加入了艾维·李与“新闻代理人”之间的斗争。他指责新闻代理人：“当客户的做法不当时，他们向公众着力粉饰；而客户的做法适当时，他们就向公众卖力宣传。在那个时代，这些宣传人员就是衬衫的填充物（hirttuffer）—一帮文过饰非、虚张声势的家伙，经常和他们的客户一起受到公众的嘲笑。”记者出身的艾维·李和他的“扒粪”同行一样，致力于将企业和公共机构的内部事务变成公众有权知晓的公共信息。他在1906年发表的公共关系原则宣言中提出：“我们的计划是，诚实和开放地代表企业和公共机构关切的利益，及时和准确地向美国人民和新闻界提供关乎公共利益、对公众有价值的信息。”伯内斯把这种转折的内在逻辑概括为从“公众该死”到“公众理应知晓”，这正是艾维·李在20世纪的头20年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为此作出的贡献使之被奉为现代公关之父。而伯内斯一出手似乎就超越了艾维·李，他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公共关系应该致力于组织与公众的彼此理解和相互调整，要抱持共同的善意（commogoodwill），后来又明确将公关定义为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双行道”（two-waytreet）。1948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者高德曼（Goldma）在《双行道》一书中将现代公共关系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公众该死、公众理应知晓和双向理解，艾维·李代表了第二个阶段，而伯内斯则开启了第三个阶段。伯内斯的贡献从不止于概念。大学毕业当年，他在《国家园丁杂志》写了几个月稿子，随后辞职去欧洲工作数月，回国后深感纽约只是“哈德孙河畔肮脏的小村庄”。这其实是进步主义时代典型的美国城市图景，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对等繁荣仍然任重道远。“但是他很快对威尔逊总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运动着迷。这场运动许诺增加经济机会，提振日渐颓丧的文化。”1912年12月的一个早晨，伯内斯在街车上偶遇老友罗宾逊（FredRoio），当场决定加盟后者经营的《医学评论》和《健康饮食保险公报》。伯内斯开始了传奇的公共关系世纪之旅。两个月后，伯内斯收到了一位医生撰写的法国戏剧《婚姻禁忌》（DamagedGood）的评论，这部戏打破了梅毒性病等禁忌话题，口诛笔伐医学界的假道学。伯内斯决定把《婚姻禁忌》引进美国，他的做法包括：利用名人，写信给当时一位著名演员并获得了支持；制造争议，把局部议题转换为公共议题，提出对抗维多利亚时代的旧道德，而如何建设新道德正是彼时包括基督教福音运动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关心的问题；搭建平台，成立“医学评论杂志社会基金委员会”，吸引倡导新道德建设的小洛克菲勒（JohDavioRockefeller,Jr.）、小罗斯福（FrakliD.Rooevelt）等名流参加，他们每人为《婚姻禁忌》出资4美元，并以其名望确保该剧免遭审查。21岁的伯内斯大获成功，《婚姻禁忌》演出场场爆满。伯内斯在1913年与百老汇签订合约，协助推广戏剧《长腿老爹》（DaddyLog-Leg），该剧讲述了一个12岁的女孩以巨大的勇气度过了冰冷的孤独院生活。伯内斯重复了《婚姻禁忌》的宣传技巧，“亦即让《长腿老爹》与一种有意义的活动联系起来，这一活动要使看戏的人觉得他们不只是娱乐而已，”“这种手法把个人利益提升为公共利益”。1915年，他接手俄罗斯芭蕾舞团在美国的宣传工作，在他的安排下，媒体报道了美丽的女演员与大蛇共舞，并且向大蛇借鉴了曲转回旋的舞姿。伯内斯又一次获得成功，“整个国家都在讨论芭蕾舞，”“习惯对着卓别林默片电影咯咯笑，或是沉湎齐格飞利马戏团的女郎跳大腿舞的国民，也开始觉得自己被芭蕾舞这种更深刻、更具欧洲范儿的娱乐样式所吸引。”伯内斯还为美国引进了歌剧，他在1917年把欧洲歌王卡罗索（Caruo）介绍给美国人。没有记者能够在标题或导语中拒绝他的比喻—他说卡罗索是“声音如紫罗兰的人”，而作为卡罗索的媒体代表，他本人则被称为“媒体代表中的卡罗索”。一战结束了伯内斯和舞台艺术打交道的日子，他想方设法进入了美国官方组建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在这里，他结识了委员会主席克里尔（GeorgeCreel）和另一位20世纪最负盛名的舆论专家李普曼。从技术上看，委员会的宣传活动在当时可谓登峰造极，对有效传播基本原则的运用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熟练程度”。委员会下设新闻部、广告部、画报宣传部、卡通办公室、特写部、“四分钟演讲人”部、演讲部、电影部、公民与教育合作部、妇女战争工作部等机构，这些部门整合了几乎所有传播媒介进行全方位信息覆盖。其中，“四分钟演讲人”乃是公共关系案例史上的里程碑：委员会召了集7500位“四分钟演讲人”，他们面向上亿人开展了超过75万次动员演讲。公关学者卡特里普（S.M.Cutli）认为，1900-1916年是美国现代公共关系的酝酿期，而一战中公共信息委员会对于宣传的系统利用，则是公关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伯内斯也在此间蜕变、成熟。1919年，27岁的宣传家伯内斯以其“能干和专注”被克里尔选入16人小组，参加战后的巴黎和会。在和会上，他结识了各国政要和媒体，洞察到美国和世界正在改变，而自己就站在这场变革的最顶端。从巴黎回国途中，伯内斯决定为“新宣传”事业和自己的社会角色起个正式、精彩的名字，起初名为“宣传指导”（ulicitydirectio），1920年确定为“公共关系顾问”（ulicrelatiocouel）。“在亲历亲见全球大事的纷呈好戏后，我知道音乐与剧院的媒体经纪和宣传工作，已然于我如浮云。”而在六七年前，除了充沛的精力和野心，伯内斯可以说什么也没有—至今，大多数涌入公共关系行业的新手，也只拥有这两样财富。尽管《婚姻禁忌》当时享誉纽约，伯内斯仍然穷得一塌糊涂，还要向母亲讨路费去欧洲看望舅舅，他的舅舅兼姑父是弗洛伊德（SigmudFreud）。弗洛伊德是伯内斯最亲密也最重要的思想导师，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从理论到实践都对自己的这位外甥产生了深刻影响。伯内斯在《宣传》一书中引用精神分析的观点，提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出于对被压制欲望的补偿性替代。我们对一件事情的欲望，并非因其内在价值或用处，而是由于我们无意识地在其中看到了另一些事情的象征，或者从中看到了我们羞于承认的另一种欲望。”人性、偏见和欲望始终是伯内斯考量一切公共关系问题的出发点，他在总结自己操持的一个案例时说，“这一活动召唤了大量我们可以洞悉的心理动机：审美、好胜、社交、媚上、自我表现、母爱等。”对此，他的传记作者泰伊（LarryTye）近乎刻薄地评价说：“弗洛伊德这位分析师，尝试用心理学帮助他的病患扫除情绪障碍；而伯内斯则借由心理分析，劫掠消费者自由决策的意志，帮助他的客户预估和操纵消费者的思想和行为。”关于群体的心理、欲望、道德和行为，勒庞（GutaveLeBo）、塔尔德（GarielTarde）和特洛特（WilfredTrotter）等一批欧洲社会心理学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出了蔚为大观、令人震撼的论述，他们宣告了大众时代的到来，在神权消隐、君权瓦解的现代社会，大众必然伴随工业生产和商业消费而觉醒和崛起。“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无可匹敌的力量，”加之“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各种发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我们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他们承认群体的力量，承认大众创造历史的可能性，但是对群体的低劣心智和破坏冲动所不可避免造成的社会、族群和文明灾难深感忧惧。群体或者说由“无名氏”个体构成的大众，往往暴躁、偏执、夸张、非理性、不负责任，既脆弱易变又顽固保守，既轻信忠诚又多疑背叛，既崇高仁慈又粗鄙暴虐，既大公无私又锱铢必较。大众不需要理性、逻辑、复杂的理想和行动方案，他们只需要简单、有力、便于重复、感染和暗示的口号和信条。勒庞等人的群体观直接影响了亲历进步主义运动和一战的伯内斯，他们成为伯内斯的15本书和300多篇文章中经常被引用的人。弗洛伊德亦为之心动，在他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一书中，对勒庞的引用连篇累牍，竟占到全书内容的六分之一。这也强化了伯内斯对这种精英主义群体观的重视。事实上，在伯内斯一生获得的诸多美名和恶名中，有一项就是“群体心理学大师”，其他称号也多与此相关：“吹嘘伯爵”、“宣传教宗”、“公关主教”等。在伯内斯看来，公共关系顾问就是“安抚和铸造大众意志，并且为一个因科技发展而失去控制、旧秩序亦随之瓦解的世界重构意义的专业人士”。伯内斯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是李普曼的精英民主论。作为“标准的美国人”，李普曼是坚定的自由派和民主的信奉者，但是他反对绝对化的自由放任和民主政治。在20世纪20年代与杜威就“公众问题”的辩论中，李普曼认为公众不过是幻影，是抽象的存在，公众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其被操纵的宿命。据此，他提出“少数人统治的定律”，奉行精英主义民主，而宣传家、“舆论工程师”是现代社会精英统治的重要角色，他们能够引导公众追寻良性的社会秩序。他的同龄人、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同事伯内斯对此深表认同，他借鉴李普曼的“抽象理论”并在《宣传》中将之表达得更为直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种行为—政治或商业、社交或道德考量—几乎都被这少数人（隐蔽的宣传家）主导着。虽然他们不过是我们1.2亿人口中规模甚小的一部分，但他们了解大众的思想活动和社交模式。正是他们像操纵木偶一样控制着公众的思想，在驾驭旧的社会力量的同时，也谋划着新的发展路径，并整合和引导整个世界。”他接着说：“我们很少会意识到，对于我们群体生活机能的有序性来说，这些隐形的管理者是多么必要……从理论上讲，每位公民都可以在公共议题和私人事务上作出自己的决定。而实际上，如果人们必须卷入艰深的经济、政治、道德方面的数据，对所有问题进行考量，他们会发现自己什么结论也得不出来。我们已经自发达成了共识，允许一种隐蔽的治理为我们筛选数据、凸显重点，最终让我们的选择范围被缩小到可操作的程度。”总体而观，伯内斯在理论和实践上确立了现代公关兴起的哲学基础和核心价值。我们可以将之概括如下：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剧了现代社会的多变性和复杂性，科技、交通、传播、教育的进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大众的崛起，使各种社会关系日益紧密也更加紧张，“关系协调”和“设计认同”成为专门性、系统化的社会需求。这种需求孕育了“以告知、说服和整合社会关系为业”的现代公共关系，为“少数聪明人”、“隐形的宣传家”、“公共关系顾问”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元理由”。换言之，现代公共关系诞生于进步和改革的社会语境下，旨在通过告知、说服和整合关系来形塑社会认同。告知即让各方意见在观点的市场上相遇，真理存乎意见交换之中，是“各种欲望斗争和妥协的产物”；说服即建立组织与公众关系之间的“双行道”，强调相互理解和彼此调整，“以说服和建议来取代暴力威胁和恐吓”；整合关系即平衡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而这也正是公关的道德根基之所在，其评判标准在于是否实现了“共同的善意”。如是，公共关系既坚持了民主观念中“自由”的一面，也强调了其中“秩序”的一面。二、大处思考与设计认同：公共关系的思维框架与行动路径按照卡特里普的考证，伯内斯和他的未婚妻多丽丝在1919年夏天于纽约建立的公关办公室，是“有史以来第八家类似的公司，并非第一家”。而这家公关公司随后的服务对象—大约435个客户—则可被视为20世纪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名录：柯立芝（Joh.C.Coolidge）总统、胡佛（HerertHoover）总统、小罗斯福总统、尼克松（Richard.M.Nixo）总统、福特、宝洁、通用、凯迪拉克、卡地亚、《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等等。而纽约时报起初是伯内斯最尖锐的批评者，在后者提出发展公关事业、摒弃新闻代理的观念后，这家报纸曾挖苦说：“如果称谓的变化能带来新闻代理人道德和行为的转变，那么人们很乐意称他为公关顾问、小甜甜，或者其他任何讨人喜欢的名字。”不只《纽约时报》，当时的著名报刊如《纽约先驱论坛报》（NewYorkHeraldTriue）、《国家》（Natio）、《调查》（Survey）、《印刷者笔墨》（Priter’Ik）的编辑们在20世纪20年代对伯内斯和他的新宣传事业都作出了批评，他们担心这位“换了富有哲学意义的、全新的、精彩名字”的鼓吹者会操纵商业主义、民众思想和新闻报道方针，他们警示彼此“提防他的阴谋诡计”。单就伯内斯的客户名录看，编辑们的担心显然是必要和合理的，他极有可能成为统治集团驯化、控制大众的帮凶。在伯内斯看来，不仅要在前述公关哲学基础和核心价值之“空谈”层面回应这些批评，而且要取得令人心悦诚服的“专业性成就”来为获得承认而斗争。1988年，美国公共关系协会（PulicRelatioSocietyofAmerica,PRSA）否决了一项“为公关行业做公关”（PRforPR）的提案，包括伯内斯在内的否决者认为“公众的信赖不能单靠交流的手段获得”，而必须仰仗行业自身的专业主义实践。伯内斯对于公共关系的专业主义努力，主要体现为“大处思考”（theigthik）之思考框架和“设计认同”（theegieerigofcoet）之行动路径两个方面。宝洁公司（Procter＆Gamle）是伯内斯最忠实的客户之一。1924年，它交给伯内斯的任务是让小孩子爱上香皂，亦即改变孩子们不爱干净的天性。从一位雕塑家写给宝洁的来信中，伯内斯获得了灵感，他决定召唤孩子们的另一些天性来替代不爱梳洗的天性。当年，他组织了一场全国香皂雕刻大赛，获奖者得到了令人心动的奖金和荣誉。在大量媒体报道和广泛的公众参与下，雕刻大赛一直持续到1961年。参赛者有儿童，也有奥运冠军和总统候选人，他们每年使用近100万块香皂。在37年间，宝洁的“象牙牌香皂”成为市场翘楚，陪伴了几代“爱上干净”的孩子长大成人。伯内斯的思路是，香皂洗刷不了孩子们“偷懒”的天性，而后者却可以让步于创造、审美的天性，因而与其推销香皂，不如形塑生活之美。在他看来，一切皆始乎人之天性，要顺应它，然后引导它向不同方向发展；因此他设计了“超级秀”（atuttage）吸引媒体和舆论，让他所引导的、人们所追求的东西得以表达、展现并且成为运动和潮流；如果可能，更应增益人性和生活之美，促进个体和社会的进步。他的另一些经典案例如出一辙，即跳出对具体产品、项目和事务的纠缠，而采取一种高远朗阔、激扬勇猛的“大处思考”框架。1949年，麦克货车公司（MackTruck）面临着来自铁路运输业的强势竞争，对手们指责它的载重卡车损坏了道路，应当课以重税。伯内斯提出的解决方案令麦克货车公司感到吃惊：把眼光从铁路业移开，放弃舆论上的回应和反击，放弃生意上的冲撞和拼抢。他建议麦克货车公司以长远的眼光审度时势，游说国会批准上百亿美元的预算，建设庞大、高效、精致的全美公路系统，如此才能化解损坏道路的民怨，避免竞争对手之间愚蠢短视的相互残害。伯内斯又一次启动了“超级秀”：协调公路运输业内部立场，统一诉求拓展公路网络；举办盛大的社交聚会，整合意见领袖和媒体精英的力量；组建“前线行动组织”在各州和重点社群展开动员活动；“利用民生经济议题吸引公众”，使之与公路运输业的立场一致。1950年，国会通过公路预算法案。这场运动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公路交通建设，对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同样地，伯内斯也建议腊肉商、书商等客户尽量不要简单粗暴地抢走竞争对手的机会和利益，因为这样做代价巨大，而且可能不道德。20世纪20年代，他帮助客户发起早餐营养运动，让腊肉成为“丰盛早餐”的一部分，而不是让腊肉商直接叫卖腊肉。20世纪30年代，他找来那些拥有尊崇社会地位的人们在媒体上谈论书对于文化的价值，还邀请建筑师、包工头、设计师在房子里专门留下书架的位置—并使之成为时尚，是对文化的宣扬和在住宅设置书架而非直接叫卖的营销方式，使珍贵的典籍进入美国家庭。“这就是为何美国在那个时期建造的房屋里，几乎都有内嵌式书架。”伯内斯的“大处思考”看似迂回曲折、纷繁无序，实则运心精妙、用力雄浑，“能够扭转现实”，“让客户感到过瘾”，“给客户带来巨额回报，甚至还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概言之，“大处思考”框架主要由如下要素构成：一个反映社会思潮和时代主题的宏大理念；一些可以直抵内心的人性诉求及其象征符号；某种可以成为风尚的行为模式。实际上，“大处思考”就是通过宏大理念营造传播语境、设置公关主题，进而在朗阔的传播语境和高远的公关主题下，实施生动、细密的人性诉求，促进互惠性、群集化的行为改变。此中有三个关键词值得深究：一是象征符号。伯内斯相信“一切皆始于性”，并且通过发现、制造和重构象征符号来召唤、彰显和解放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和意志。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及其象征意义联结了人类的生理本能和精神意志。伯内斯注重在人性上播撒认同的种子—那些表征普遍情感、公共道德和终极价值的符号。在《舆论的结晶》中，他引用并详述了心理学对于人类本能的分类，诸如逃避—恐惧、厌恶—反感、好奇—惊诧、好斗—愤怒、自炫—欣喜、蒙羞—服从、父母之爱—慈悲等。他明确提出公关顾问可以利用这些本能来改变公众的观点和行为，而具体做法就是确立一套表征这些本能的符号、影像和记忆。实践证明伯内斯是对的。改变符号和“命名”往往可以改变人心。“在英国，战时的后遣医院（evacuatiohoital）由于粗暴地治疗伤员而招致大量批评。公众认为一家医院应该给病人提供持续且认真的服务。而当这些医院的名称被改为后遣中转治疗站（evacuatioot）后，批评消失了。公众认为一家中转治疗站能提供妥当的应急处理就足够了，没人期待更多。”伯内斯还举例说：“仅仅在几年前，想要让百万人一起反对某位政治候选人，需要做的就是给他贴上‘利益集团’的标签，因为有关‘利益集团’的任何事情看起来都必然是邪恶的。”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伯内斯建议对某项健康教育运动一筹莫展的医生，把他们推广的产品和服务的名称简写到只有两个字母；又如他受雇于俄国芭蕾舞团时，曾动员珠宝商、时装商和化妆品商结成宣传同盟，整合跨行业的符号资源，这个做法在今天被包装成了一个新概念—跨界营销。象征符号可以对应人类原始、朴素的情感，也可以表征公共之善和共同福祉。“如果政治家学会了如何将自己在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观点与公众的需求融为一体，那么他就不必成为公众偏见的奴隶。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家来说，重要之事不是如何取悦公众，而是要知道如何影响公众。”倘若符号和意义能以戏剧性的手段得以呈现，那么这种影响将进一步放大。本书介绍的伯内斯开展的经典公关运动，大多体现了他通过制造事件而戏剧化构建符号和意义的一贯风格。泰伊总结说，伯内斯的行销公式其实很简单：一是制造事件，事件制造新闻，而新闻则会引出一种大众需求，这种需求刚好与他推销的某种产品或潮流相契合。二是利益互惠，这是现代公共关系的基本理念。正如伯内斯所说，公共关系不能愚弄和欺骗公众，相反，它致力于向客户解释公众，也向公众解释客户，并促进二者之间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在《舆论的结晶》再版前言中，他明确提出，卓越的公关实践不仅在于如何说，更在于如何作出能够赢得公众支持的行为，这意味着公关的方法源自组织与公众的利益互惠和价值契合。公共关系意义上的互惠，实际上是伯内斯所信奉的进步主义时期之“公平交易”（equaldeal）精神的体现，它是协调组织与公众之间合作关系的原则，同时也超越了“简单交换”而具有社会性。比如，伯内斯认为公关在商业领域“通过广告之外的其他渠道向公众传递真相，并以此打击了那些不正当竞争的虚夸广告”；而在政治领域，美国人的政治冷漠“无疑是因为政治家不懂得如何迎合公众的思想动态，政治家未能生动地呈现自己和施政纲领”。公关可以“对局势进行创造、对重大事件进行强调、对重要议题进行生动解读……将公众的思考聚焦于政策的关键点上，并组织起庞大、复杂的选民群体，让他们对政策形成清晰的理解，付诸明智的实践”。在艺术、科学、教育等领域，伯内斯认为公关的互惠性原则同样适用。1929年，伯内斯受福特委托，策划了纪念爱迪生发明电灯五十周年的“灯之黄金盛典”（Light’GoldeJuilee）。这项活动使伯内斯成为行业英雄，“作为公共关系行业有史以来最炫的超级秀”，它使美国的政治、商业和文化精英加深了对公关的认同。胡佛总统、居里夫人、摩根、福特和大量名流出席了活动。爱迪生本人在现场表演了当年实验成功的瞬间，全美48个州的优等生儿童随后参观了爱迪生实验室……全国掀起纪念浪潮，美国人的自豪感和国家认同达到了大萧条之前的巅峰。在媒体的广泛报道下，伯内斯和公关行业受到称赞，人们认为这个行业并非想象中那样虚张声势，夸大其辞，威胁媒体和商业的诚实标准，而是具备能够为国家和社会提供美好的价值。三是群集效应，这是公共关系达成说服效果、促进行为改变的重要模式。伯内斯很早就发现，说服个体太难，而说服群体则相对容易，若欲敦促个体改变态度和行为，就应该把他抛到群体中去。“改变百万人的态度极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态度几无可能。”一如前述，伯内斯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勒庞等人的理论，对群集中的人（thecrowd-ma）表示出明显的不信任：一方面，群体总是建立起“防逻辑隔离层”（logic-roofcomartmet），屏蔽、谩骂异见，固守自身偏见，为避免精神破产不顾真相和真理。而与冥顽不化相对，群体的另一面则是极易受到操纵，“没有任何严肃的社会学家相信人民的声音会传达什么神圣的或特别明智和高尚的观点。人民的声音传达的是人民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恰恰是那些他们所相信的群体领袖，以及那些懂得如何操控舆论的人赋予他们的。这些思想中包含了世代存续的偏见、象征符号、陈词滥调，以及领袖赋予他们的话语规则”。从伯内斯的逻辑出发，正是大众之冥顽不化赋予了公共关系以必要性，而其易受操纵的一面恰恰为公关提供了可能性。在《操纵舆论：为什么与怎么做》（MaiulatigPulicOiio：TheWhyadtheHow）一文中，伯内斯强调“舆论乃是异质性的存在”，其对“终极的社会和个人利益”的追求，要通过公关的改变、引导和形塑（emoved,directedadformed）来实现。他毫不忌讳把“操纵”和“舆论”两个词连在一起使用。显然，这会严重冒犯自由派和大众。而对深谙商业、政治、媒体和舆论之道，曾经参战、著作等身的伯内斯来说，以下推断是合理的：为了不冒犯大众而刻意无视大众的致命缺陷，乃是伪善。因此，公共关系促进统治集团直面舆论，以民意为基准调整自己，同时正视并致力于改变如下事实：大众的情绪在“顽固”和“脆弱”的两极狂野激荡，并伤害真正的自由、平等和秩序。这就触及了另外一个核心问题：公关会被滥用吗？或者说公关自身的道德基准何在？伯内斯承认公关可能沦为“对大众的邪恶操纵”，而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一种必要工具，公关本身从来不会承诺只被用于公共之善。1933年，美国《赫斯特报》驻外记者卫甘德在采访戈培尔时，发现这位纳粹宣传部部长的书房里摆放着伯内斯的著作《舆论的结晶》。伯内斯对此保持沉默30余年，直到1965年才在自传中公开辩护，“我很震惊，我早知任何一项人类活动，皆可能助益于社会，亦可能遭到滥用而反社会”。这种看似价值无涉的工具论难以服人，公共关系的工作对象毕竟是人及其社会关系而非草木沙石。伯内斯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多次将公共关系顾问与律师、医生作比较，认为这三个职业有相似的道德规范—公关顾问是舆论法庭的辩护律师，是组织和社会的医生。同时他也指出，医生不能见死不救、律师应为每个人辩护—即使他们的客户是坏人，而公关顾问则必须拒绝“不正直的客户、欺骗性的产品、危害社会的事业”，因为“从舆论的角度说，公共关系顾问既是法官也是陪审团，公众也许正是听了他的辩护，才对某种观点或判断表示认同”。伯内斯将公关的道德原则明确表述为“既要合法又要合德”，他提出，即使“客户的案子在法庭中是正当的，但在更高级别的舆论法庭中却是有问题的，公关顾问亦有必要拒绝接受这样的客户”。卡特里普认为，伯内斯倡扬的“不唯客户马首是瞻，亦对整个社会负责”之道德原则，“尽管在今日已属陈腔滥调，而在公关行业兴盛之初，却是革命性的主张”。泰伊在整理伯内斯逝世前捐给国会的805箱资料时发现，这位公关之父差不多花了职业生涯（尤其是后期）的一半时间拒绝那些不合理的客户，譬如独裁者希特勒和佛朗哥，以及“在大萧条时期还坚持对人民售以高价”的珠宝品牌卡地亚。此前，伯内斯曾为卡地亚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植入广告：在1931年的电影《五千万法国人》中，男主角深情地女主角说：“你迷人的风采，让我想要冲到卡地亚去。”然而，伯内斯并不总是能说到做到。在被视为公共关系史上“登峰造极”之作的“自由火炬游行”事件中，伯内斯深陷道德漩涡。1928年，他受聘于美国烟草大亨希尔（GeorgeWahigtoHill），任务是打开女性烟草市场。伯内斯和希尔采取的第一阶段的策略，是通过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和持续渗透的专家证言，鼓动女性减肥、瘦腰，并试图改造女性的日常生活路线图。“放下甜点，拿起香烟，”“正确的餐后食品，应该是水果、咖啡和一支香烟，”“不要让家里的糖、盐、茶或咖啡见底，香烟也是。”伯内斯虽然不是“细腰”观念的发明者，却被公认是强化了这个潮流的大师。在第二阶段，伯内斯和希尔期待女性能勇敢地站在大街上而不只是躲在家里吸烟。“大处思考”的框架再次灵光显现，他们决定用香烟点燃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女权运动。经过精心策划，1929年3月31日，一些时尚女性在纽约第五大道叼着香烟招摇而过，发起了一场以女性自由、平等、解放为主题的复活节大游行。在美国历史上，这是女性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如此亮相，全国媒体广泛报道了此次游行，并视之为女权运动的标志性事件。这场戏剧“开启了一个未来”，她们手里的“香烟如同自由火炬”，摧毁了性别禁忌，并将“击溃对女性的所有歧视”。这一年，希尔的烟草公司增加了3200万美元的销售收入。第三个阶段的策略同样宏大、繁复、精彩。希尔需要解决一个具体问题：他的幸运牌香烟是绿色包装，而那个时代的女性们喜欢穿大红的衣服。“如果你不想更换烟包的颜色，”伯内斯建议说，“那就改变时装的流行色！”1934年，伯内斯帮助希尔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运动。378家媒体、301家百货公司、145家女性部俱乐部、49位摄影师和插画家，以及157位家具制造商、家居设计师、服装设计师加入了这场运动，运动的高潮是全国众多领域的杰出女性参与了盛大的慈善“绿色舞会”。代表着希望、胜利、丰足、和平的绿色在那一年成为流行色，希尔很高兴，伯内斯也大赚了一笔。多年后，伯内斯总结说：“一个主意只要不断重复，就可以获得支持，特别是当不同的信源都在复述它。”直到去世之前，伯内斯仍坚称当年对烟草危害一无所知，所以才策动女性吸烟。这当然不符合事实，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从医生那里证实吸烟有害健康，但他隐瞒了这一切。女儿小多丽丝回忆说：父亲从不吸烟，而且讨厌别人吸烟，他找到妈妈的香烟并把它们揉烂。他努力让人们忘记这个不愉快的道德污点，并特意在回忆录中批评烟草公司老板希尔是一位“独裁者”。而就在他开始服务于希尔的1928年，他曾郑重宣告：公关顾问的表达必须是真实、透明的，不可愚弄、欺骗公众，否则“这一工作的有效性将就此终结”。也许伯内斯会从“大处”辩护说：你何必只盯着烟草不放？你难道没看见女权运动和绿色运动作为社会潮流的兴起？三、批判与超越：现代公共关系与民主的悖论伯内斯在九十多岁高龄依然奔波于美国各地，甚至远赴欧洲演讲，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惩罚自己，凭你的年龄和声望，何必在全国飞来飞去演讲？”伯内斯毫不犹豫地回答：“纯粹是自尊，小伙子，就是自尊！”20世纪90年代，往昔追随伯内斯的一些人已然功成名就，比如伟达公关的创始人希尔、博雅公关的创始人夏博新。伯内斯老迈凄凉，“24小时合作伙伴”多丽丝去世多年，小女儿安妮果断拒绝接管家族公关公司，她简直痛恨父亲的宣传事业。伯内斯一生天马行空，极尽个人英雄主义，他老了，公司也就衰落了，甚至找不到一个心甘情愿的接班人。对此，大女儿小多丽丝—一位执业心理分析师—给出的解释是，伯内斯一辈子着迷群体的心理和行为，而对包括妻子、女儿、同事在内的个体心理却“从来不曾了解”。其实，令伯内斯感到安慰和鼓舞的事情似乎更多。年纪越大越是成就他成为神话，他得到了一个老人、公关人、学者、名流可能拥有的各种殊荣。美国各地的公共关系学者、新闻学者、年轻的研究生和实践界的后辈们络绎不绝地拜访他，他一遍又一遍重述旧日的辉煌和壮盛。他每晚看电视新闻，当著名主持人丹·拉瑟与观众道晚安时，他会坐在沙发上认真地回答：“晚安，丹！”他应该看到了丹对美国和伊拉克1991年那场战争的报道：人们把萨达姆称作“蓄着邪恶短髭的恶魔”，伊拉克士兵把科威特的婴儿丢弃在地上冻死……伯内斯熟悉这场战争宣传的所有框架和诡计，伟达公司不过复制了他在40多年前颠覆危地马拉左翼政权时的那些宣传套路。这一年，他刚好100岁，在生日宴会的致辞上，他说：“我已经活了一百年，我还有很多话要讲。”当然，对他的批评从未断绝，有些方面甚至愈演愈烈。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针对他的性格和做派，有人批评他是大忽悠，总是夸大自己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有人指认最早称他为“公关之父”的乃是他本人，“伯内斯只有一个客户，那就是伯内斯”；他的成功、骄傲和放肆无礼招致了广泛的忌恨，他几乎没有加入任何与传播、营销、公关有关的行业组织，自己发起的行业联盟和俱乐部也皆以失败告终。在这方面，有人替伯内斯辩护说，他的贡献真实且重大，不必夸大和扭曲就可以跻身公关行业伟大人物之列；他本人则解释说，在大众传播时代，谦虚是自我反省的美德，却是面对大众的错误。二是质疑他的公关理论和实践成果，有人认为伯内斯的所谓理论就是心理分析学、社会心理学和精英政治论的混合物，缺少整体建构和独创观念，而且经常前后矛盾；有人提出，伯内斯对于公关实践的效果保持着“巴甫洛夫式”的乐观态度—宣传所向披靡、大众应声倒地，伯内斯曾声称“他可以在相当精确的程度上，通过某种机制改变舆论观点，就像是司机通过踩油门来改变车速一样”。客观而论，伯内斯的公关理论和实践确实存在这些批评者所指出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至今也未得到充分的解释和解决。仅就“公共关系”这个词本身来看，尽管伯内斯在1920年就使用“ulicrelatio”作为行业命名，但为了便于人们理解和接受，他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还是沿用了“宣传”（roagada）的说法。起初，他试图为“roagada”正名，认为“宣传原本是一个绝对的褒义词，它具有诚实的词系、荣耀的历史。今天它被冠以邪恶意义之事实，只能说明普通人是多么的幼稚”。而当他和艾维·李都深感无力改变“roagada”作为“邪恶的心灵操纵”的同义词时，他们选择了略显中性的另一个“宣传”词汇（ulicity）。至于“ulicrelatio”成为被普遍接纳的公关行业的专属命名和核心概念，则至少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情了。伯内斯认为公共关系是一种应用于科学的艺术（aartaliedtoaciece），应当坚持三条法则：公共关系是双行道，即前述之组织与公众相互理解、彼此协调；公共关系人员要聪明，要有直觉，要多阅读，要与专家交谈，还要开展社会学家式的各种研究；公共关系要担当社会责任，铸就美好国家。其中第二条表明了伯内斯对待公关科学性的态度—直觉和理性、艺术性和科学性同样重要。一方面，他反对浪漫化想象公关，而他的先行者兼对手艾维·李就是这样一个人。“艾维·李告诉我，公共关系是一个艺术家的领域，但他所做的事情将会和他一起消失。”另一方面，他也专门强调“如同经济学和社会学一样，宣传也绝不可能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因为它研究的客体是复杂的人类”。总之，他是一个原创性的思想者，为公共关系提供了最初的哲学、理论基础和准则，是这个行业的“第一个哲学家与学者”。同时，他也是一个拼盘者和二传手，把李普曼等人的抽象理论“按部就班”地转换成“唾手可得的工作知识”。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艺术的灵活性和行为科学的情境化，使他的观点经常看似自我矛盾。譬如他既认为“对抗宣传最好的办法，是更多的宣传”，也强调“如果打不过对手，那么就加入他”。他既反抗传统，也主张在赢得别人的认同时，“最好引用权威的话，描绘自己的观点，并要多加导入传统，而不要直斥对方是错的”。第三个方面的批评指向了他“该死的”精英主义思想，他被认为不但在理论上仰承了勒庞、特洛特、李普曼等人的衣钵—如他们一样蔑视大众，而且把“操纵大众思想”当作实践工具来达成商业和政治目的。20世纪30年代，《编辑与出版人》（Editor＆Puliher）杂志谴责伯内斯“操纵大众思想的技巧如此纯熟，以至于受害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牵着他的鼻子走”；一位编辑直呼伯内斯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基雅维利”；一位大法官在寄给小罗斯福总统的信中将伯内斯称为“职业的公众思想的投毒者”。伯内斯一生所求，究竟是在尝试构建一个“美丽新世界”，还是对公共空间施加隐晦的殖民？在伯内斯看来，操纵是不可避免的—简直是天经地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规范和约束操纵，使之获得道德根基，而非以抽象的理想主义论调斥责对公众的告知、说服和整合。“如今的公众感觉更像是坐在剧场后排的失聪的观众。他本应专注于周遭的谜团，但实际上却根本无法保持清醒……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活在一个自己无法看清、尚未理解、也不能控制的世界里。”如前所述，伯内斯对这种典型的李普曼式观点深感认同，他们承认公众的力量和价值，同时怀疑公众的自治能力。伯内斯认为，公共关系可以协调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可以发现、创造和维护公共之善。正是在这样的信条下，他反对将公共关系描述为片面的“说服传播”，而强调公关应该是互惠的，是双行道，是关系的整合。这说明他早已超越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教条。1940年的纽约市长选举中，伯内斯受雇于候选人威廉·奥德怀尔（WilliamO’Dwyer），他对超过1000名纽约市民进行了访谈，并依据数据整理出“关键群体”清单。随后，他为每一群体设计了不同的诉求信息。比如，他建议奥德怀尔在爱尔兰裔天主教徒面前显示出他对于人民的忠诚，在美籍意大利人面前则表达对政治改革的拥护。在伯内斯看来，这样的相互适应和调整，可以使政治家和公众各得其所、皆大欢喜。除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伯内斯还试图寻找和确立其公共关系理念的历史合法性。在1961年再版的《舆论的结晶》中，他撰写了长达54页的前言，描绘了公共关系的历史发展脉络。伯内斯认为，1865年至1900年是美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公众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成为被“诅咒”的群体。随着进步主义运动和“扒粪”浪潮的来临，公众的处境有所改善，成为被“告知”的对象。而一战和战后的商业、大选使公关行业逐渐兴盛，并在1929年之后慢慢走向成熟。此间，公众的价值进一步被发现，而正是公众的崛起使设计社会认同成为必要的公共事业。这一逻辑直接影响了后续的公关史研究，大多数美国公关教材对于公关发展进路及其合法性的回溯，皆是对伯内斯这篇定调式前言的“改写”。也有批评者认为，以伯内斯为代表的传统公关史研究缺乏精确性。这些研究开启了“从新闻代理人到公关顾问”的线性逻辑，同时忽略了历史发展的细节，落入了“进步主义历史观”的陷阱：不能将20世纪初期的美国公关发展视为一种“文明救赎”的神话，作为公关发展史的起点，它所提供的行业合法性并不完备。另有研究者指出，伯内斯对于公关史的论述采取了典型的功能主义视角，对于“公关实践与民主理想的互动过程”并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回顾。1984年，当代公共关系理论界的翘楚格鲁尼格总结了公关史上的四种模式：新闻代理（reagecy），即20世纪之前“公众该死”的公关模式；公共信息（uliciformatio），即艾维·李在1900-1930年代所主导的“公众该被告知”的公关模式；双向不均衡（two-wayaymmetrical），即伯内斯的“双行道”模式，它强调双向沟通，却坚持强者对弱者不平等的支配；双向均衡（two-wayymmetrical）模式，即格鲁尼格本人坚持的“卓越公关”模式，主张组织与公众双向沟通、权力均衡。格鲁尼格对伯内斯所处历史坐标的定位大体上是准确的。伯内斯非但不会提出辩解，反而可能重申他对“双向沟通”和“不均衡权力关系”的坚持，重申他在半个多世纪的公共关系实践中所验证的悖论：纠正社会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所依凭的正是精英在了解和顺应大众的基础上对大众施加“不均衡”的引导。他始终认为“塑造舆论”是具有高尚理想的工作，它的意义在于纠正社会的不公正和不平等，为构筑一个更好的社会而奋斗；但是在实践层面，精英与大众关系的协调必然落实为前者引导和教育后者，并寄望那些站在幕后的人（ehid-the-creeme）通过公共关系将世界从无序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这些辩护很难说服乔姆斯基（AvramNoamChomky）和哈贝马斯（JürgeHaerma）这样的批评者。乔姆斯基称伯内斯为“公关作恶者的原型”，认为正是李普曼和伯内斯这样所谓的“进步自由主义者”（rogreivelieral）让美国热爱和平的人民迅速投入到了当年狂热的反德情绪中。从乔姆斯基的角度看，伯内斯借由语言强迫和制造认同，促使大众心甘情愿地追随、付出和牺牲，即使以利益相诱，大抵也只是缥渺的信念、模糊的理想或者他所称的“毫无意义的未来世界”。哈贝马斯认为公共关系本质上是“广告+舆论操纵”，因而是启蒙运动以来最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之一。“依然坚持新闻报道与广告分离的说法—现在成了一种职业观念—看来是完全落伍了。公共关系把这二者融合在一起：公关绝对不会让人看出这是私人利益的展示。”哈贝马斯提出，公关将导致公共领域产生两种后果：一是舆论一致基础的崩溃。“普遍利益”是舆论达成一致的理性前提，而公关则使“普遍利益”成为一顶帽子—底下藏着资产阶级的“私人利益”。“由精心制造舆论的机构假冒公共利益的名义而制造出来的共识，根本不存在理性的标准。”二是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公关“教会人们如何向公共权威表示尊敬”，而“供应商”则于追随他的消费者面前披上权威的外衣，魅力无边，闪耀着“超自然的光环”。同时，公关攀附各种关系网络，“假扮”主流价值，而使雇主获得封建式的声望。作为诊断现代性病症的“全科医生”，哈贝马斯对公关可谓了如指掌。他一直追溯到艾维·李，认为自20世纪起公关便成为“决策层面的宣传技术”；他承认公关曾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挥巨大作用，“以致战争刚刚结束，这些新技术就广泛传播开来”。令哈贝马斯沮丧的是，公关竟在战后数十年间主宰了公共领域，“已成为诊断公共领域的关键现象”。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关之所以能够侵蚀公共领域，“甚至使国家也屈服于它的准则”，主要是因为它拥有完整、圆润的操纵技术。公共关系“以取得共识为中心任务”，因为它相信只有在共识的气氛中才能流畅地完成“向公众推销”。它有时通过广告手段单向施加影响，而在更高层级上则谋求共识，甚至刻意激发公众自由讨论。这正是公共关系的“欺骗性”所在，公众在被设计好的、仿造式的讨论中接纳或拒绝某个人、产品、组织或想法。公关“有计划地制造新闻或利用有关事件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然后整合人们的注意力，改变舆论的方向。公关要么把适当的信息塞进传播渠道，要么在公共领域安排“特殊事件”，其实都是为了唤起注意，“有一本教科书介绍了20种制造新闻的方法”。公关“严格运用心理学和特写技术、形象宣传技术”，在与媒体的共谋中收获成功，并使之合法化。它太了解媒体，总是能够紧扣那些屡试不爽的人类基本话题：爱情、宗教、金钱、儿童、健康以及动物。除此之外，它还精通如何建立和导入新权威、新象征，以使公众对“证言”所指的方向趋之若鹜。显然，哈贝马斯已经破解了现代公共关系自伯内斯以来形成的“核心技术”：传递信息、操纵符号、策划事件、制造争论、议题管理、与媒体共谋、与权威结盟，形塑价值共识，等等。以伯内斯之坦率，如果他与哈贝马斯相识，他大概会对这些批判和“破解”照单全收。但是，他也可能反问一句：我的悖论—公关的悖论，难道不正是民主的悖论吗？从某种意义上讲，伯内斯和李普曼等人“实际上呼应了古希腊的政治观念。一方面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尊重和捍卫，另一方面是对精英统治的承认和坚持”。学者奥拉斯基（M.N.Olaky）如此评价伯内斯：“他既不是一个商业上的保守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威权自由主义视野的人，还混合着一些社群主义思想。”奥拉斯基在另一篇文章中继续为伯内斯描画思想肖像：“一直以来民主社会都被认为是人民进行统治，集权社会则经常被认为是一小群人进行统治。伯内斯试图解决这个两难的局面，他论辩道，实际上，我们如果想要拯救民主，首先要杀死民主。”泰伊则在伯内斯传记的序言中别有深意地称这是“一本公共关系时代有关民主的书”。有学者提出，哈贝马斯和乔姆斯基所提供的规范性理想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没有任何一项自由讨论和辩论能脱离既定的社会架构得以进行。将公关拒绝于现实社会架构之外，不仅是过度理想主义的，也是错误的。事实上，哈贝马斯也承认，公共关系使用民主的悖论来塑造民主制度的愿景，用控制的手段来焕发理性的光芒。早在1928年，伯内斯就说：“谴责这种机制的存在，无异于要求建立一个从未有过、未来也不可能出现的社会。而承认这种机制的存在，同时又期待它不被用于实践，也是不理智的。”第一章组织乱象对于大众的组织化习惯和观点进行有意识的、明智的操控，乃是民主社会一项重要的构成因素。那些操控这种隐蔽社会机制的人形成了一种看不见的统治，他们才是我们国家真正的统治力量。那些操控这种隐蔽社会机制的人形成了一种看不见的统治，他们才是我们国家真正的统治力量。我们的思想形塑、品位养成、观点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一些人。这是我们民主社会之组织方式的合理结果。倘若大规模的人群想要共同生活在一个平稳运转的社会中，就必须以少数人操控多数人的方式实现协同。在很多情况下，隐蔽的统治者们并不了解作为其统治联盟的内阁成员的身份。他们通过天赋的领导力、提供必要观点的能力以及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关键地位来统治我们。不论对这种情况持何种态度，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几乎每一种行为—政治或商业活动，社会交往或道德选择，几乎都被少数人主导着。虽然他们不过是我们1.2亿人口中规模甚小的一部分，但他们却了解大众的思想活动和社交模式。正是他们像操纵提线木偶一样控制着公众的思想，在驾驭旧的社会力量的同时，也谋划着新的发展路径，并整合和引导着整个世界。我们很少会意识到，这些隐蔽的统治者对于群体生活有序运转的必要性。在理论上，每位公民都可以为他喜欢的候选人投票。我们的宪法未将政党设计为政府机制的一部分，宪法制定者们也未提供清晰的美国现代政治机构蓝图。但是美国选民很快就发现，如果没有组织和指导，他们将不得不在数十、数百位候选人中进行挑选和投票，而这只会制造混乱。早期以政党形式达成的隐蔽统治，几乎一夜之间便得以确认。自那时起我们便达成了共识，为了选举的简易性和可操作性，政党机制应该简化为两个候选人之间的抉择，或者最多三四个。从理论上看，每位公民都可以在公共议题和私人事务上形成自己的想法。而实际上，如果人们必须卷入艰深复杂的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的数据资料，对所有问题进行考量，他们会发现自己什么结论也得不出来。我们已自发达成了共识，允许一种隐蔽的治理为我们筛选数据、凸显重点，最终让我们的选择范围被缩小到可操作的程度。从我们的领袖和媒体那里—那些隐蔽统治者通过他们影响公众—我们接受了公共议题的证据和定义；从一些道德导师那里—可以是牧师、我们喜爱的作家，或仅仅是一种流行的观点—我们接受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要遵守的社会行为标准规则。同样从理论上看，每个人都可以购买市场中最为物美价廉的商品。而实际上，如果每个人都货比多家—考量所有香皂、布料或面包的价格，并在购买前一一试用，经济生活将呈现出令人绝望的壅塞。为了避免如是困局，社会各方同意让观点和商品通过各种宣传进入公众的视线，从而缩小我们的选择范围。于是，便有大量且持续的努力在试图捕获我们对于某种政策、商品或观点的偏好。也许更好的做法是，我们拥有一个委员会替代宣传和诡辩。这个委员会由一些聪明人组成，他们可以为我们选择统治者、控制我们的公共和私人行为，帮我们决定穿哪种衣服最得体，吃哪种食物最合口。但是我们选择了相反的做法，即公开的竞争。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使自由放任的竞争能够理性、顺畅地进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会各方准许通过领导和宣传来组织这种竞争。这个过程中的一些现象遭到了批评—新闻的操纵、操纵者气焰嚣张，以及政治家、商品和社会思想通过浮夸的宣传来渗透和控制公众意识。诚然，这种组织和聚合舆论的工具的确存在被滥用的危险，但它对良序生活却是必要的。当文明变得越来越复杂，对于隐蔽统治的需求也就越来越显著，人们便创造并发展了控制舆论的技术性方法。当文明变得越来越复杂，对于隐蔽统治的需求也就越来越显著，人们便创造并发展了控制舆论的技术性方法。通过印刷材料和报纸、铁路、电话、电报、广播和飞机，思想被迅速传播，甚至即刻便能传遍整个美国。H.G.威尔斯（H.G.Well）感受到了这些发明的巨大潜能，他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中提到：“现代传播方式—印刷术、电话、无线电等释放的力量，可以迅速将指导性策略和技术性概念传达给大量合作中心，并获得迅速的反馈、高效的讨论，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开启了政治进程的新天地。现在，公共舆论中的思想和言说效力远胜于任何个体名人表达，也超越了局部利益诉求。这种共同的计划和公开化的传播可以被记录和留存，以对抗曲解和背叛；可以被稳定、广泛地阐释和扩展，而无须担心任何个人、地方和群体的误解。”威尔斯先生所说的政治变迁，在商业和社会进程以及所有大众行为中也同样是真实适用的。如今，社会群体和各种联盟已经不再受到“局部性和地区性”的束缚。在我们制定宪法的年代，社会组织的单元是乡村社群。在社群中，民众之间直接通过人际接触和讨论来合作生产大部分所需商品，并形成群体思想。而在今天，思想可以被即刻无远弗届地扩散给任何人；群体已不再只是地理上的聚合，还衍生了其他很多种类。故而，持有相同观点和享有共同利益的人们可以联合起来，采取共同的行动，即使他们相隔千里之外。若想了解当今社会群体的数量和它们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可以从社会、政治、经济、种族、宗教、道德等方面进行分类，每一种群体中还包含着几百个亚群体。举例而言，在《世界年鉴》（WorldAlmaac）中，名称以A开头的群体就包括：废除死刑联盟（TheLeaguetoAolihCaitalPuihmet）、反战争协会（AociatiotoAolihWar）、美国会计师协会（AmericaItituteofAccoutat）、演员公平协会（Actor’EquityAociatio）、美国精算师协会（ActuarialAociatioofAmerica）、国际广告协会（IteratioalAdvertiigAocia-tio）、国家航空协会（NatioalAeroauticAociatio）、阿尔巴尼历史与艺术研究所（AlayItituteofHitoryadArtAmeCorer）、罗马美国研究会（AmericaAcademyiRome）、美国古文物研究协会（AmericaAtiquariaSociety）、美国公民权利联盟（LeagueforAmericaCitizehi）、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FederatioofLaor）、占星术组织（AMOR,Roicru-ciaOrder）、壁炉俱乐部（AdiroClu）、美籍爱尔兰人历史协会（America-IrihHitoricalAociatio）、反烟草联盟（Ati-CigaretteLeague）、反渎神联盟（Ati-ProfaityLeague）、美国考古协会（ArcheologicalAociatioofAmerica）、全国箭术协会（NatioalArcheryAociatio）、安利雅音乐社（ArioSigigSociety）、美国天文协会（AmericaAtroomicalAocia-tio）、埃尔郡乳牛饲养协会（AyrhireBreeder’Aociatio）、1847年阿芝特克人俱乐部（AztecCluof1847）。以A开头的组织其实不止上述这些。《1928年美国报纸年鉴和词典》（AmericaNewaerAualadDirectoryfor1928）列出了22128种美国期刊出版物。笔者仅随机挑选一些以N开头，且在芝加哥出版的期刊列在下面：《人民》（Narod，波西米亚日报）、《波兰人民》（Narod-Polki，波兰月刊）、《N.A.R.D》（药剂师杂志）、《全国公司报道者》（NatioalCororatioReorter）、《全国烹饪发展》（NatioalCuliaryProgre，目标受众为酒店厨师）、《全国养犬杂志》（NatioalDogJoural）、《全国药品销售员》（NatioalDrugClerk）、《全国工程师》（NatioalEgieer）、《全国食品杂货商》（NatioalGrocer）、《全国酒店报道者》（NatioalHotelReorter）、《全国收入所得税杂志》（NatioalIcomeTaxMagazie）、《全国珠宝商》（NatioalJeweler）、《全国脊椎推拿杂志》（NatioalJouralofChiroractic）、《全国畜牧者》（NatioalLiveStockProducer）、《全国磨坊主》（NatioalMiller）、《全国家禽、黄油和鸡蛋公报》（NatioalPoultry,ButteradEggBulleti）、《全国粮食供应者》（NatioalProviioer，目标受众为肉类包装商）、《全国房地产期刊》（NatioalRealEtateJoural）、《全国零售服装》（NatioalRetailClothier）、《全国木材零售商》（NatioalRetailLumerDealer）、《全国安全新闻》（NatioalSafetyNew）、《全国通灵者》（NatioalSiritualit）、《全国保险公司》（NatioalUderwriter）、《全国健康》（TheNatio’Health）、《新闻》（Naujieo，立陶宛日报）、《新移民》（NewComer，共和党为意大利人创办的周刊）、《每日新闻》（DailyNew）、《新世界》（TheNewWorld，天主教周刊）、《北美银行家》（NorthAmericaBaker）、《北美兽医》（NorthAmericaVeteriaria）。此中一些期刊的发行量非常惊人。《全国畜牧者》的发行量达到了155978份，《全国工程师》的发行量达到了20328份，《新世界》的发行量据估计也达到了6.7万份。以上所举期刊是从22128份期刊中随机选择的，其中大部分发行量都超过了1万份。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期刊的多样性。正是通过这些渠道，权威的信息和观点被传达给各个群体。但比起我们社会中存在的大量群体，它们又不过是冰山一角。最近一期《世界集会日期》（WorldCovetioDate）中记录了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会议安排。而以下所列的仅仅是5500个会议和集会团体中的一小部分：美国照相制版工人协会（TheEmloyigPhoto-Egraver’AociatioofAmerica）、户外创作者协会（TheOutdoorWriter’Aociatio）、圣约翰骑士会（TheKightofSt.Joh）、沃尔瑟联盟（theWaltherLeague）、全国针织外套协会（TheNatioal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点击下载...

2022-03-31 公关公共关系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是

作者：李育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格式:AZW3,DOCX,EPUB,MOBI,PDF,TXT自由意志与普遍规范：黑格尔法哲学研究试读：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自由意志与普遍规范：黑格尔法哲学研究/李育书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3（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ISBN978-7-301-30434-1Ⅰ．①自…Ⅱ．①李…Ⅲ．①黑格尔（Hegel，GeorgWehelm1770-1831）—法哲学—研究Ⅳ．①B516.35②D903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73669号书名自由意志与普遍规范：黑格尔法哲学研究ZIYOUYIZHIYUPUBIANGUIFAN：HEIGEERFAZHEXUEYANJIU著作责任者李育书著责任编辑吴敏标准书号ISBN978-7-301-30434-1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100871网址htt://www.u.c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电子信箱kuwz@126.com电话邮购部010-62752015发行部010-62750672编辑部010-62757065印刷者经销者新华书店965毫米×1300毫米16开本15.25印张266千字2019年3月第1版2019年3月第1次印刷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信箱：fd@u.ku.edu.c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2014年7月黑格尔法哲学研究再聚焦：自然法与伦理法（代序）一在中国，黑格尔哲学研究进入21世纪之后，出现了一系列可喜的新变化：国际上知名的黑格尔专家们的新成果源源不断地从各种西[1][2][3]语、东语介绍和翻译出版；《黑格尔著作集》和《黑格尔全集》在张世英先生和梁志学先生主持下，分别在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新的原著，除此之外，杨祖陶教授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耶拿体系1804—180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薛华教授翻译出版了《黑格尔政治著作选》和《哲学科学全书纲要》，梁志学教授重新翻译出版了《哲学科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如此大规模、多国度、多学科的国际黑格尔哲学研究的推进，确实呈现出了黑格尔思想在当代的基本景观：一个日益现代性的黑格尔形象已经确立，推翻了之前作为“官方哲学家”“自由主义的敌人”“极权国家的吹鼓手”“前现代的封建余毒”等负面的不实的评价。因此，我们国内的黑格尔研究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研究著作不断涌现。有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已经是在尝试着与国际前沿学术思想展开深度对话，这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最大亮点。当然，出版物太多有时也令人困惑。有些人面对如此眼花缭乱的国内外黑格尔研究新成果，或者假装不屑一顾，或者表现得无所适从，实际上依然还是缺乏“定力”。如果研究者本人没有自己的“定力”，即缺乏自己对黑格尔著作和思想的独到视野和理解，反而就像饥不择食者看到一桌满汉全席那样，在一顿狼吞虎咽之后，必然就会消化不良、上吐下泻。这也就是我反复要求自己和学生先要沉浸于黑格尔的原著去感受、把握和理解他的哲学及其他所要把握的“现代性”这个“新的时代”（DieeueZeit）精神的原因。海德格尔曾令人信服地说过，只有“做”（macht）历史的人，才有能力唤醒（zuerwecke）历史。我们也必须要说，只有“做”哲学的人，才有能力唤醒“文本”中的哲学。而我们“做”哲学，必须首先“沉浸”在那些创造了哲学史的大师的思想中，学习他们如何“做”哲学，才能慢慢唤醒自身中的哲学意识，通过自身中被唤醒了的哲学意识，再去唤醒我们之前“学习过的”、现在却被当作我们“做”哲学之“对象”的哲学经典中的哲学意识和哲学思想。这也就是伽达默尔所反复强调的“诠释学的循环”。通过哲学的这种“相互唤醒”，才得以进入“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诠释学对话。哲学就是在这种对话中“做”出来的。当然，也许对于大多数当今中国高校的青年教师而言，“做哲学”还远没有达到这样“从容的对话”，他们的“哲学”与其说是在“对话”中训练出来的，不如说是在各种压力下“硬磨”出来的。他们的博士论文无论导师当时满意不满意，他们可能并不愿意随便拿出来出版。但是，现行的各种“考核”“职称”“晋升”等硬性条件，逼得他们不得不想尽办法出版。摆在诸位面前的这本《自由意志与普遍规范：黑格尔法哲学研究》，也许也是这种境况下的产物。但我还是要为这种“制度性的”“硬逼”说句“公道话”，没有这种“硬逼”机制，可能大多数的博士论文最终都会流产，被作者不知丢到哪里永远出不来。所以，在某种制度性的“硬逼”下，也有可能“打磨”出像模像样的作品来，虽然带有某种青涩味，但毕竟还有青春的锐气，所以依然是值得肯定和重视的。李育书的这本新著，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的项目，确实是在这种“硬逼”机制中在之前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一遍又一遍地“打磨”出来的。为了能成功申报“项目”，为了“项目”能入评审专家“法眼”而顺利通过，他必须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完善”，最终送到出版社，出版编辑再次敦促修改几次，才能过关。因此，作为作者之前的博士生导师，我倒真是有了几分“不怀好意的窃喜”，多亏了这么多“关卡”，才使得之前不太令人满意的博士论文，在指导教师失去了“硬逼”其修改的权力之后，能在这样一些机制性力量的作用下完善起来。所以，当我现在看到这部即将出版的书稿时，我能轻松地向他表示祝贺。李育书本科、硕士和博士各个阶段都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优秀学生，从硕士生时就一直在听我的课，而且公认为是“优秀的学生辅导员”，但在2007年之后才正式成为我指导的博士生。当他选定了黑格尔法哲学作为其博士论文主题时，我只强调必须放在现代社会规范建构的方向上去把握，而不要过多地在各种“主义”的标签下去论证或辩护。他为研究黑格尔法哲学倒是做了许多准备，例如，学了许多法律知识，并考取了国家律师资格证书；认真研究了近代政治哲学史，并翻译了一本名著《公民宗教》（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学习了德语，并几次去德国耶拿大学等交流访学，这些都为这项课题的出色完成打下了基础。黑格尔是第一个把现代性作为哲学问题来思考并实现的哲学家。早期启蒙哲学尤其是启蒙政治哲学，更多地是从现代性的“价值”上论证和设计现代社会的生活世界，寻找现代之为现代的核心价值及其实现方式，而到了黑格尔这里，他当然依然还是生活在启蒙时代，但已经不再是早期启蒙的那个时代。在经历了浪漫主义对现代性的初步批判，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王朝复辟”的变奏，“改良”和“专制”拉锯式斗争之后，黑格尔更多地开始了对启蒙、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虽然他依然是在为现代性进行设计和规划，但思想资源和思想的定位显然不一样了。对康德而言，他更多地是要处理莱布尼茨—沃尔夫的世俗理性主义和卢梭、休谟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冲突，因此，他可以在“启蒙”哲学内部将“哲学”在现时代必须面临的核心问题做出纯粹哲学的典范性表达和论证；而对黑格尔而言，他更多地看到了启蒙在道德、规范架构上的“无效性”，因而更多地引入“历史性”环节来把现代性表达出来的价值和规范性要求嫁接在其文化源头——古希腊城邦政治这个起点上，同时通过对罗马法和基督教的批判改造把城邦政治的“灵魂结构”通过“绝对精神”的发展理念，以“客观精神”来论证现代社会的各种规范性的[4]构成，并通过客观精神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来突破现代政治实体——“民族国家”——的“民族性”局限，使之在向“世界历史进程”进发的过程中将狭隘的民族性“世界化”。因此，黑格尔比康德更为深刻地发现了现代政治哲学所依赖的自然法的道德哲学和契约伦理的规范架构的虚妄性，尤其是看出了启蒙哲学的主观性停留在知性思维上的片面性，根本无力解决现代的根本困境。这一发现对现代政治哲学而言是很要紧的事。本来现代政治哲学赖以取代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就是用自然法这一“理性形而上学”来为现代的价值和规范做本源性的论证（在这一论证基础上，现代人的自由与正义、理性与权利在“价值”上得以成立），再通过“契约伦理”使它们具有了制度化的实现机制。然而，黑格尔却发现这套现代性方案实际上对解决现代问题根本无能为力。如果这一发现能够成立，那么也就意味着现代性的价值和规范之合法性来源在自觉地摒弃了天主教神学的基础之后，再次失去了现代合理性的基础！所以，黑格尔是最早洞见到现代虚无主义苗头的人：“正是在严格的政治哲学[5]中，黑格尔看到了传统自然法理论的崩溃。”二在这一背景之下，黑格尔的法哲学乃至整个实践哲学研究，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聚焦，这就是必须把他的实践哲学包括法哲学作为“对[6]传统自然法理论崩溃”的回应来看待，这样我们才能以一种新的视野来重新系统地梳理和探究黑格尔哲学的现代意义。如果不是对自然法理论崩溃的回应，我们很难理解黑格尔耶拿时期（1801—1807）的哲学焦点是实践哲学：1802年撰写的《论自然法的科学处理方式，它在实践哲学中的地位及其与实定法学之关系》（ÜerdiewiechaftelicheBehadlugartedeNaturrecht，eieStelleiderraktichePhiloohie，udeiVerhältißzudeoitiveRechtwiechfte）这篇长文（下文简称为《自然法论文》）和1802—1803年的《伦理体系》（SytemderSittlichkeit）已经初步构建起黑格尔未来法哲学的基本框架。在《自然法论文》中，黑格尔把英法自然法传统概括为经验主义自然法，把康德、费希特的自然法概括为形式主义自然法，对二者都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因此，这种批判本身就可以视为黑格尔对传统自然法崩溃的阐明。但作为现代的法哲学，黑格尔的法哲学自己也不能绕过自然法来解决现代规范秩序的架构。所以黑格尔自己依然还是坚持着一种“自然法”立场，不过，他首先要论证的倒是“自然法的科学处理方式”，其次是“自然法在实践哲学中的地位”，再次是“自然法与具体的实定法学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就黑格尔的这三个问题分别[7]做了处理，在此不加赘述。在这里，我们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若要正确地理解黑格尔晚期著作《法哲学原理》就必须首先从自然法与国家学的关系出发。因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20年出版时本来有两个标题，“自然法与国家学”是在前面，后面跟着的是“或者法哲学原理”，这也就是说，“自然法与国家学”是正标题，而“法哲学原理”反而是副标题。只是后来这个副标题反倒变成了正标题，之前的正标题不见了。这导致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人们不从自然法的角度去理解黑格尔的《法哲学》！因此，我们必须再次指出，理解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前提就是他的自然法。那么，黑格尔本人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自然法”？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十分重要。确实，如果我们只是看1820年版的《法哲学原理》，我们是很难了解黑格尔究竟如何理解自然法的，因为从文本中黑格尔几乎没有正面地论证什么是自然法，而自然法与他的法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一般也很难看出来。黑格尔自己对自然法的阐明，只有在1824—1825年的《法哲学讲演录》（学生笔记）中，能见到最完整的界定：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自然（Natur）这个术语同时有双重含义，一个重要的、容易导致绝对错误的双重含义。一方面自然意味着自然的存在，我们发现，我们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如何直接地被创造，即我们存在的直接性的一面。与这种规定相对立且有区别，概念也叫做自然，事物的自然（也可译为“本性”或“本质”，为了表达上的一致，在这里我们依然译为“自然”——引者）就叫做事物的概念，事物合乎理性的方式所是的东西和事物作为单纯自然的东西，几乎完全是不同的。所以自然法一方面叫做出于自然的法（RechtvoNatur），另一方面它指自在自为地[8]是正当的东西。这就清楚了，黑格尔恰当地利用了“自然”这个概念的双重意义来展开他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的核心当然是“法”，它一方面要表达出法的“自然正当性”，即“事物自然本性”表现出来的“理性规范”，是出于自然正当或正义的法。用黑格尔自己的语言就是“直接性”的法或“自在的”法。这种法的含义指的就是诸如“天然合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又不止于法的“自然正当”这一起点，而要将自然正当的法之本质内容自行展开：即法“按其概念”展现出来，这就是黑格尔说的“自在自为地”是正当和正义的东西。由于“法的概念”属于“法的自然”，但不是“直接性的”“自在的”“自然”，而是“自然正当”展开出来才体现“法之为法”的本质或“真理”，因而是法的自在自为的呈现。这种“自在自为地”是正当和正义的“法”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实定法”，而是所有“实定法”之为“法”的“合法性标准”。这是正当地利用了“法”在罗马时代所做的区分：IUS和LEX，前者指自然正当的法，具有正当、正义、理性等含义，后者是人为制定的法，具有命令性和强制性。后来自然法和实定法的区分就是以此作为词源依据。作为“自然法”，天理（NaturalReao）是永恒的；作为人为实定的法是因时而变的。但作为“法”，它们的核心都是“规范”，都需要有规范的有效性，才能具有“命令性”。于是，IUS是一切规范性的来源，命令性的根据；LEX是现实规范性的体现，命令的表达。法律作为现实的规范，规范着生活和行动，处理各方的“权利”。虽然我们知道“法”和“权利”在德语中是一个词：Recht。但我不同意因此就把它翻译为“法权”，因为这样翻译实际上并非是“法”和“权利”两个含义的有效叠加，反而只是把“法”变成了“权利”。尽管许多人受施特劳斯的影响，说现代自然法实现了一个[9]根本转变，将“自然法”转变为“自然权利”了！此说固然不错，但如果因此要说，现代法哲学只讨论自然权利而不讨论自然法，那就是完全误读了。正确地说，毋宁是现代法哲学通过证明“自然权利”的自然法依据来阐明法的合法性。所以，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依然是相分的：自然法作为“法”是论证法律的道德性，任务是对法的合法性根据进行形而上学的阐明。而“自然权利”是道德性法的法律化，即法所保障的权利在法律上的表达，因而是法律的内容。正是在此意义上，新康德主义自然法学家鲁道夫·斯塔姆勒（RudolfStammler）强调，自然法是具有“不断变化之内容的”；海因里希·罗门（HeirichRomme，1897—1976）强调：“自然法也包含实体性的、充实着内[10]容的规范。”譬如我们说，人有生命和财产的权利，这是“自然权利”，自然法需要形而上学地阐明，人为何具有生命权和财产权，法理依据何在。而在法学中则是将这种在自然法上得到阐明的“自然权利”落实于法律条款中加以确立和保护。同样，自卫权，也是基于“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但自然法要从自然正当性阐明自卫权源自生命权，承认生命权就自然地要承认人有自卫的自然权利；法学则是要将自卫权落实于法律条款中予以规定。所以，权利和法正如自然权利和自然法一样，虽然是同源同义，但同时又必须相对区分。尤其在黑格尔法哲学中，同样一个Recht，它在什么意义上表达的是“权利”，在什么意义上表达的是“法”，做出区分依然十分重要。黑格尔在“抽象法”部分，讨论的是“直接性”的法，因而是“自然法”的第一种含义，即“自在的”自然法，因其“直接性”和“自在性”，尚未将其包含的丰富的自然权利之内涵展开出来，所以就其为“法”而言，是“抽象的”，停留于单纯法概念的直接规定性。但作为“自然权利”而言，它一点也不抽象，它抽象掉的是人的具体规定：出身、身份、等级、贵贱等等，只要你是一个人，你就适用于这些基本的自然权利：自由权、生命权、财产和尊严权。所以黑格尔在抽象法部分强调法的第一命令是“你要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这正是“抽象的人”，抽象的人所具有的同样的权利，就是黑格尔在“抽象法”部分处理的自然权利。不过黑格尔既不像他所批判的霍布斯、洛克等经验主义自然法学家，从假设的人的“自然状态”来推出自然法所要保护的人的自然权利，因为这种“自然状态”本身是人为的假设，其中作为法的规范性来源的东西，恰恰不是人的自然性，而是人的理性；同样，黑格尔也不像康德、费希特那样采取形式主义的立法方法，因为“形式主义立法”，恰恰不是“自然的”，而是“建构”的，所以，自然法的实体性内容——自然权利——无法作为事物之本性的理性规定成功地予以阐明。黑格尔就是这样以其自身的方式宣告了传统自然法的理性形而上学之崩溃。但是，如果我们过于强调黑格尔对传统自然法的批判而忽视他对传统自然法的继承方面，也不能准确把握黑格尔自然法思想。他对自然法的批判最主要的是批判传统自然法过于表面地甚至是“知性地”理解“自然”，从而忽视了“自然”除了直接性的“自然而然”之外，它还有“本性”“本质”的含义。因此，如果我们从“本性”“本质”的含义去理解“自然法”，那么，就无需假定社会状态之前的自然状态，而是要从人的自然性和人的自然之本质性这两方面来理解自然法。人有“自然性”，这是古典哲学都承认的，人的自然性即人身上的动物性和任性（Willkür），这是不可否认的，这正是人类社会生活需要“法”的强制性来调节的原因；但人的动物性恰恰不表现人的“本质”，因而动物性不是人的“自然”，人的“自然”恰恰是人类的合群性，即社会性。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说的就是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必须过“城邦生活”才能作为人类而存在。因此，古典和现代的自然法有一个共通的地方，都把人的“社会性”（或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政治性”）作为自然法的源头。被称作现代自然法之父的格老秀斯（HugoGrotiu，1583—1645）对自然法就做出了这样的规定：iuaturale［自然法］乃是正当理性的指示，它指出，一项活动，依其是否符合理性的［和社会的］自然，而内在地具有道德上的卑劣或道德上之必然性的性质；因此，这样的活动被自然[11]的创造者上帝所禁止或允许。正是这样强调“社会性”，从人的自然性中产生出来的理性规定，才作为符合人的社会性的规定，被称为“正当理性”，这种正当理性作为iuaturale［自然法］，就既是“出于自然的法”，也是“自在自为地”作为“本质”和“本性”的自然法。因此，德国第一位现代自然法学家塞缪尔·普芬道夫（SamuelPufedorf，1632—1694）就是从人的社会性中来阐释自然法：这种社会性（ociality，ocialita）法律——教导一个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人类社会一个有用成员的法律——就是自然法。[12]虽然格老秀斯已经在用“社会性”来定义自然法，但在格老秀斯那里，社会性还不是自然法的唯一来源，他只是把合理性和社会性一起作为道德上必然的东西而定义为“自然法”，但他依然像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那样，把这种道德上必然的自然法视为上帝的准许之物，上帝才是真正的自然法来源。而普芬道夫不一样了，在他这里，上帝已经完全隐匿了，自然法体现的是人类“道德存在”方式的生命造化力量。因此自然法是作为具有动物性的人类过其本质规定的社会生活的法律，这样的“自然正当”的“天理”对人类不仅是法规，而且是人类自我造化和自我教育的手段：它“教导一个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人类社会一个有用成员”，这样的自然法不仅对个人，而且对人类的成文法就具有了“标准”和“典范”的意义：一切有助于社会性的事情都是自然法所允许的，违背和破坏社会性的事情都是自然法所禁止的。黑格尔的自然法当然继承了这些“理性法”传统，“社会性”是他刚开始思考“自然法”时就从费希特的自然法思想中领会到的一个[13]核心问题：相互承认的法权是人类社会性共存的前提条件，作为人类自然的社会性则表现为是否能够“相互承认”。到这里，我们就看清楚，从格老秀斯、普芬道夫到费希特和黑格尔一派的自然法跟霍布斯、洛克、卢梭他们的自然法在对人的“自然性”的解读上完全不同，社会性之“自然”是“本质”“本性”意义上的“自然”，它把合作、合群、相互承认作为人类共存的前提和基础，因而是人类类本质实现的生命力量之所在，基于此作为“伦理总体”的自然法既然能做出其“自在性”的阐明，“伦理总体”作为自然法的实现方式，也就成为自然法由自在（抽象法）、经过道德性的自觉（自然法的道德性在主体主观意志上的确认）自为而达到伦理性。但霍布斯自然法的立足点不是人的社会性而是自然状态下的原子化的个人的“自然人性”，狼一样的动物性，社会性只是理性契约的结果，而非人的自在自然性。现代政治哲学只重视霍布斯这一路，显然问题很大，它只能靠“契约”这一路径来人为地建构社会、政治和国家，却无法解释国家的自然性、历史性和伦理性。黑格尔第一次把自然法的“自然”不是作为一种状态、一个理性生发的点状物而是作为一种生命、一种发展的过程展示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直接性、否定性、肯定性不能仅仅作为僵化的逻辑三段论来把握，而是一种规范内在的生命由潜能到实现的过程，因而自然法可以经由抽象法、道德法和伦理法三阶段来呈现和实现自身的内涵。法的伦理性才是法和道德的真相（Wahrleit）这个之前从认识论上翻译为“真理”的概念，在黑格尔的这种具有实体存在论的哲学中更应该理解为“真实”或“真相”！从人类自然的社会性来理解自然法，一方面把西方古今政治哲学传统结合起来，不会导致现代政治哲学与古典的“断裂”，同时也不用借助形而上学的假定来虚构人的自然状态，把自然法理解和把握为人的本性的理性法，是以人有法权能力（Rechtfähigkeit）通过立法使自身从受“本性”（自然）支配状态中摆脱出来进入社会生活中的有正当规范的法权状态这一“成人”过程为起点的。这一“自然状态”是每个人未成熟前，即未真正“成人”前的“实际状态”，无需假定，本然实存。因此“抽象法”的命令“你要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是一个严格的强制性“命令”，自然法本身的“命令”，而不能成为一个人的人，不可能有法权能力，没有法权能力的人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法权能力”的核心是以“普遍的自由意志”作为个人自然的任性的自由意志之立法的标准，因此，黑格尔的建立于自然法基础上的法哲学变成了以“普遍的自由意志”为范导和标准的普遍自由的实现过程，自然法在他这里变成了“自由法”。于是，正如霍耐特洞察到的，整个法哲学：黑格尔以晦涩的叙述方式所表达的如下思想：“普遍的自由意志”之“理念”规定了我们应该称之为“法”的东西的全部范[14]围。这是黑格尔面对传统自然法思想的崩溃而对自然法思想所做的一次根本的、真正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彻底改造。三《法哲学原理》的整个论证思路，就是在自然法基础上把“普遍的自由意志”之实现作为“法”的理念之现实化的路径。贯彻在长达33节的长篇“导论”中阐发的一个主题就是：“法乃自由意志之达[15]在”，这是整部《法哲学原理》的主题。“意志”和“自由”被黑格尔看做相互内在而不可分离的东西，“正确被理解的意志就是自由，而自由只有作为意志实存着”（第21节），于是，“意志是这两个环节的统一：是在自身中反思并通过这种反思而返回到普遍性的特殊性——即单一性。这是自我的自身规定”（第7节）。这就指明了：如果只把自身主观的意志作为法，那么这种意志是不可能自由的，意志自由作为法必须促使意志回返自身反思，自身的特殊意志要能自由地“达在”，就必须解决与他人意志相协调，以“普遍意志”来为个体意志和共同意志立法。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把这种状况描述为[16]“普遍斗争”中的“世界进程”。所以，经过“反思”，“意志”从自在（aich）达到自为（fürich），形成了一种在“意志”和“自由”之外的第三者：“形式的普遍性”，即形式化自由的概念：“但是，这一形式的普遍性——自身没有规定而在上述素材中找到其规定性——的真理，乃是自我规定的普遍性，是意志、自由。”当然，这种作为形式普遍性的意志自由，依然还是“主观的自由”，即道德所实现的主观意志的法。“道德”之所以是一种“法”，是因为它将“抽象法”的意志在外部财产权、契约权中所“达在”的特殊意志之自由实现为意志本身内在固有的主观自由。德国哲学学会前主席赫伯特·施奈德尔巴赫对此评价说：“关键在于，意志的特殊性不能理解为某种从外部附加的东西，而是作为意[17]志本身固有的、内在的特殊化，首先是作为普遍的东西出现。”意志自由显然还不能停留在“形式普遍性”上，需要进一步将形式普遍性过渡为“实质的普遍性”，这样外部物权和契约权上体现的抽象法的意志自由和道德上的主观意志自由就都扬弃自身而过渡到伦理生活（家庭、市民生活和国家）中的法：伦理生活的法（简称伦理法），就是法作为普遍的意志自由或法以普遍性作为自身的无限形式，作为其内容、对象和目的而实现的自由，譬如，家庭就是两个个别的特殊意志为了一个普遍的目的“家庭”而形成的伦理生活。两个人的意志要自愿结合为一个普遍意志，才能形成其家庭的财产权和契约权，才能有各自对婚姻的道德责任，而家庭伦理生活的法，就是抽象法的财产权、契约权和主观意志的道德法结合为一个既有外部自由也有内在自由、既客观又主观的、既物质（家庭财产）又精神（相爱和家庭责任）的自在自为的自由法之实现。黑格尔在此意义上说，伦理法是抽象法和道德法的真理（法的真实理念之实现）。德国著名哲学家J.利特尔（J.Ritter）对黑格尔将自然法理解为自由之实现的学说做了如下的评价：凡自由成为法的概念之处，它就不再适合于在其可能的自在（Aich）中被把握，而要在其实现中来把握。在学院派的自然法理论中，自由只能被视为“自在地”属于人的本性，而当下自由已经历史地走出了“可能性”状态而成为现实的达在（zumaktualeDaei）。故而《法哲学原理》以“现实自由的意志”（Wille，welcherfreiit）为出发点，把“法的体系”作为“实现了的自由王国”（第4节）来把握。因此它提供了这个能够将市民社会所立的法建立在其之上的规定性根据。《法哲学原理》在“理念的各个发展阶段”——私法、道德、婚姻、家庭、社会以及作为管理和统治的国家——相继处理的所有东西，便都属于自由及其实现的理论。当自然法的讨论从根本上至今也不能突破那局限于“自在的”或直接的自然存在这个关于人的本性的抽象概念时，黑格尔则相反地以在世界历史上发展起来的整个伦理的精神世界的联系来把握自由的现实化。他所理解的东西，是把同时代政治革命的自由原则与法权原则，不是依据应然和公设，而是具体地作为“世界历史状况”，[18]变成为一切合法的诸如政治的秩序之实体。于是，基于自然法之自在自由的法的意志，就过渡到在伦理生活的法和“世界历史状态”的法中具体实现的普遍意志自由的法。这样实现的自由就完全超越了“自然意志”的自由，而是“伦理自然”（DieittlicheNatur），这个“第二自然”之现实。在这里，我们用“伦理法”来论述“法哲学”整个Sittlichkeit（直译为“伦理性”法）部分“普遍自由意志”之“达在”的进程。Sittlichkeit这个概念在黑格尔这里，确实不是简单的一种限制人的自由的“外部伦理”，而是一种普遍自由意志的法。黑格尔自己说：“自由的理念在每个发展阶段上都有其独特的法，因为每个阶段都是在其自身规定中的一个自由的达在。当人们说道德、伦理跟法是对立的时候，那就是只把法理解为抽象人格的最初形式。道德性（Moralität），伦理性（Sittlichkeit），国家利益等每一个都是独特[19]的法，因为这些形态中的每一个都是自由的规定和达在。”因此，“伦理法”是理解黑格尔自然法即自由法之实现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伦理法才是“自然法”内涵的“伦理自然或伦理本性”（dieittlicheNatur）的现实，只有理解了它与自然法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才能理解黑格尔说的“伦理法是抽象法和道德法的真理”。对于伦理法作为自然法之实现，黑格尔在第10节的“附释”中就曾这样说：“儿童是自在的大人，最初他自在地具有理性，开始时他是理性和自由的潜能，因而仅仅从概念上说是自由的。”自由能力（Freiheitfähigkeit）作为“潜能”存在于每一个儿童身上，儿童成人的过程就是这种自由潜能的成熟过程。法的理念是自由，但一开始只是作为“潜能”存在于自然法之中，在抽象法中，自由作为抽象的人格性在所有权和契约权中达在，那时还没有达到自为；通过道德，作为主观意志的法，自由在自我反思中获得了“自为”，尽管是主观的自由；只有在伦理法中自由才能成为现实的自由、实体性的自由，即作为自在自为的自由理念在伦理生活世界中完满实现的自由法。这种完满实现的步伐，就是“自由”作为“自然权利”而成为“自由法”这种辩证过程的体现。如同父母承担教育子女“成人”的责任一样，“法”理念的实现也带有一种“命令”，只不过这种法的命令，是通过“自然”既是“本性”也是“本质”（概念）的双重含义在由理念变成现实的过程中以一种目的论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人的本质是自由，成为一个人意味着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自由在自然法上只是一种自然权利，但自由作为法的理念（本质）它要求或“命令”真正的人要实现其作为自由人的目标（目的），所以，自由通过其作为法的本质而成为自由法，既引导又保障和规范人从潜在的自由能力（自由权利）向自由人（本质）的实现。“你要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这是抽象法的第一个命令，通过这一命令，黑格尔的法哲学承担起了人类学的使命：法的理念之实现成为自然人向作为本质的自由人的自我造化过程。这一进程，不是单靠教育能完成的，而是人在参与社会生活、国家的公共政治生活和作为国家的公民与国家一起“参与世界历史进程”中自我造就的。自由人之自我造就的关键，在于人由单一人格的特殊意志向普遍意志的过渡。黑格尔认为制度、伦理、社会和国家的现实性正是“实现了的自由王国”，这实际上就是把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动物”的学说通过法权人类学而变成现实，人性并非依本性实现为人，而是在城邦（社会和国家）中通过“伦理法”而实现为人。伦理法是自然法的实现，就是把“自然法”作为自在自由的潜在状态实现为伦理法的自由之现实状态。黑格尔这种“法权人类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尤其强调法作为自由的实现是同人类的伦理生活密切相关的。人一生下来就“被抛入”一个“伦理世界”，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原子化的个人”，而是从属于一个家庭、一种伦理关系。家庭生活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意志和自由能力，但不能教会一个人具有普遍的自由意志。普遍的自由意志之形成，是人参与到社会生活中，通过劳动的生产、交换、分配过程在与他人相识、碰撞、交流和互动中习得的，法在人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首要的教化作用。因为民法规定了人与人相处互动的自由的边界。越是善法，就越能引导和规范人们普遍自由意志的形成。但是，“市民社会”首先是人与人在经济上“相互需要”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充分展示了社会生活的“自然性”，如果没有法的保障，它就是一个充满尔虞我诈与相互斗争的场所。所以对于黑格尔而言，它首先表现为“伦理性的丧失”（VerlutderSittlichkeit），个人的需要、权利和主观性在这里无限制地获得充分发展，因而是特殊性无限展开的场所，人们的意志当然都是为“特殊的意志”所主导，因而不可能是自由的。要使市民社会成为一个“伦理的社会”，需要法的规范作用。人的相互需要是“社会”的自然基础，单纯在这个自然基础上，产生不了社会性的法，社会性的法需要在这个自然基础上做出理性的规定，即既然人类相互需要，那么就必须相互承认对方为人，承认对方的需要具有合理性，从而确立理性的法律以确立相互自由和满足自己私欲的权利的边界。所以，里德尔说，“在这里对黑格尔而言，人的权利，被承认为人，是由‘思想’设立的，但这种‘思想’不再以假设的方式同可能的自然状态相关，而是内在于市民社会的现[20]实性，作为所有人从属于它的‘被教化的’等级的自由”。这样就导致自由“达在”于“等级”中了，但是，等级中的自由之实现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成为一种必然。不同的“等级”也具有不同的伦理品质，这是市民社会无法解决的不正义，这是另一种“特殊性”的发展，而“普遍等级”依然只是一个“中介”。因为“在市民社会中，普遍性只是必然性：在需要的关系中……法只局限于一个范围，仅仅与我所拥有的所有权的保护有关”（第229节“补充”）。即便在市民社会的“普遍等级”（警察和同业公会）中也只能做到关心“我的福利”“我的特殊性”。因此，作为普遍意志的自由的法，正义的法，只有在“国家”中才能成为“伦理理念的现实”。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理念，迄今为止依然充满着误解和不解，但我们必须说，黑格尔的“国家”绝不是任何一个前现代的国家，也绝不是任何一种极权的、专制的国家，而完全是一个现代的自由的国家。黑格尔自己说：“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把主体性的原则推向完成，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21]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它本身保持这个统一。”这样的有机体的国家作为伦理理念（伦理法）的实现，宣告了自然法的契约论模型的破产，因为霍布斯“社会契约论”把社会视为原子化个人契约的产物，而国家成为完全的人工物，导致了“自然社会”的未完成性；卢梭、康德的契约论同样把国家视为单个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存在者的个人的联合，因而国家不是自在自为有理性的东西，而是众多特殊意志的一个任性的偶然的联合，“国家”被等同于或混同于“市民社会”，因而无法作为真正自由的实现。黑格尔把国家作为伦理生活中的具体自由的现实性，这种具体的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完整的发展，其权利获得自为的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系统中那样），这时他们一方面通过自己过渡到对普遍东西的关切，一方面以对普遍东西的认识和意志而活动，以至于国家作为自由的实现不是根据众多单个主体的主观偏好，而是根据国家实体内在的普遍性和神性。这种神性无非就是国家本身作为“伦理精神”而存在。著名黑格尔专家WererMaihofer对此评价说：“不是自由出自于伦理，而是伦理来自于自由。如果伦理东西之外在与内在的实在性是在国家中，不过是在其直接的和间接的实存方式中，这就是一切伦理东西之实体：自由之概念的实[22]存，不仅是抽象的，而且是具体的，达到其世界性的现实。”这一切都只有从伦理法作为自然法即自由法的具体实现才能深刻地领会。也只有从自然法和理性法的关系，才能理解李育书这本书的主题。邓安庆[1]据笔者不完全收集，主要有以下研究黑格尔的重要著作翻译为中文出版：科耶夫：《法权现象学纲要》，邱立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施奈德尔巴赫：《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哲学：历史主义问题》，励洁丹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维尔纳·马克思：《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序言”和“导论”中对其理念的规定》，谢永康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特里·平卡德：《黑格尔传》，朱进东、朱天幸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洛苏尔多：《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丁三东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版；贺伯特·博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讲座：穿越意识哲学的自然和历史》，戴晖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科维纲：《现实与理性——黑格尔与客观精神》，张大卫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彼得·辛格：《黑格尔》，张卜天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松村一人：《黑格尔的逻辑学》，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霍尔盖特：《黑格尔导论：自由，真理，历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皮平：《黑格尔的观念论：自意识的满足》，陈虎平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马丁·海德格尔、英格丽特·舒式勒：《黑格尔》，赵卫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马丁·海德格尔著，古兰特编：《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赵卫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阿维纳瑞：《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朱学平、王兴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阿伦·伍德：《黑格尔的伦理思想》，黄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京不特：《黑格尔或基尔克郭尔》，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2]人民出版社目前已经出版了：《黑格尔著作集》第2卷：《耶拿时期著作集（1801—1807）》；《黑格尔著作集》第3卷：《精神现象学》，先刚译；《黑格尔著作集》第7卷：《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黑格尔著作集》第10卷：《哲学全书·第三部·精神哲学》，杨祖陶译；《黑格尔著作集》第16卷和17卷：《宗教哲学讲演录》I和《宗教哲学讲演录》II，燕宏远、张国良等译。[3]商务印书馆的《黑格尔全集》目前已经出版了：《黑格尔全集》第6卷：《耶拿体系草稿》I，郭大为、梁志学译；《黑格尔全集》第7卷：讲演手稿；《黑格尔全集》第10卷：《纽伦堡高级中学课程和讲话（1808—1816）》，张东辉等译；《黑格尔全集》第17卷：《讲演手稿I（1816—1831）》，梁志学、李理译；《黑格尔全集》第27卷第1分册：《世界史哲学讲演录（1822—1823）》，刘立群等译。[4]参阅AxelHoeth,LeideaUetimmtheit—EieReaktualiierugderHegelcheRechthiloohie,PhiliReclamju.Stuttgart,2001,S.14-15。[5]阿维纳瑞：《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朱学平、王兴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页。[6]参阅邓安庆：《论黑格尔法哲学与自然法的关系》，《复旦学报》2016年第6期，第52—58页。[7]亦可参阅邓安庆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所写的“译者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30页。[8]Hegel,VorleugeüerRechthiloohie,EditioIltigBad4,fromma-holzoogVerlage，Stuttgart-Bad1974,S.76[9]参见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10]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08页。[11]HugoGrotiu,Dejureelliacaciliritre,Bk.I.cha.1.转引自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6页。[12]塞缪尔·普芬道夫：《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鞠成伟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3页。[13]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自然法思想是在几乎同一个时间点表达出来的：康德完整表达其法学思想的著作《伦理形而上学》是1797年出版的，而费希特的《自然法权演绎》上半部分出版也是在1797年。可以说，费希特与康德的自然法思想是同一时间完成的，黑格尔在1802年完成其《自然法论文》，谢林在1804年出版《自然法新演绎》。[14]AxelHoeth,LeideaUetimmtheit—EieReaktualiierugderHegelcheRechthiloohie,PhiliReclamju.Stuttgart,2001,S.7-8.[15]我在《法哲学原理》的翻译中为了照顾与其他著作翻译的一致性，依然沿用之前的旧译法，把Daei译作“定在”，但这个词按照音译翻译为“达在”实际上能够更传神地表达其意义：作为存在之到达（dieAkuftdeSei），理念之达成（ZukommederIdee）的“实现”之义，所以在本文中，将之译成“达在”。[16]参阅《精神现象学》中“德行与世界进程”一节。[17]HerertSchädelach,HegelraktichePhiloohie,SuhrkamVerlagFrakfurtamMai2000,S.181.[18]JoachimRitter,MetahyikudPolitik,StuiezuAritoteleudHegel,SurkamVerlagFrakfurtamMai1969,S.264-265.[1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页。[20]MafredRiedel,BürgerlicheGeellchaftudStaateiHegel,LuchteradVerlag,NeuwiedudBerli,1970,S.46.[2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2页。[22]MaterialiezuHegelRechthiloohie,Bad2,HergvoMafredRiedel,SuhrkamVerlagFrakfurtamMai1975,S.366.导论一黑格尔从未远去从黑格尔在海德堡开始讲授法哲学算起，已经两百年过去了。但正如当代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tCairer）所言，“没有任何一种哲学体系能像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那样，对政治生活起着如此强烈而持[1]久的影响”。与此同时，又如新黑格尔主义者鲍桑葵（BerardBaaquet）所言，《法哲学原理》“这本书被曲解的程度也许是除柏拉图《理想国》之外，任何一个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的著作都没有遭遇[2]过的”。就黑格尔思想在历史上的波折来看，“西方国家几度掀起‘黑格尔复兴’，随之而起的必然是强烈的批判浪潮，而以新的思想取[3]向收场。但每过一段时期，这只火凤凰又从灰烬中现身”。的确如此，黑格尔法哲学是当代政治哲学绕不过去的经典，在重大思想运动中，黑格尔一直在场。1.自由主义的批判黑格尔在世时，他的法哲学就遭到同时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弗里斯（Frie）、洪堡（WilhelmvoHumoldt）等人的严厉批评。弗里斯说：“黑格尔哲学毒菌不是长在科学的花园里，而是长在阿谀奉承的粪堆上，到1813年止，他的哲学先是吹捧法国人，后来又为符腾贝格王室服务，而今则拜倒在了坎普茨爵士的皮鞭之下，对于这个托庇于狱[4]吏的预言家，不值得以科学的严肃性为武器。”在黑格尔逝世后不久，同时代的鲁道夫·海姆（RudolfHaym）在《黑格尔和他的时代》中就指责黑格尔为普鲁士辩护，是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虽然，这段时期的批评多集中在黑格尔和普鲁士王国的关系上，但总的说来，[5]“海姆的批评是富有成效的”。批评者的很多观点影响深远，黑格尔的官方哲学家形象成了很多人对黑格尔的第一印象。之后，“官方哲学家”似乎不再是批判重点了，批评者们开始批评黑格尔思想本身的“专制保守”内容。在19世纪末新黑格尔主义刚取得优势地位不久，自由主义者霍布豪斯就开始了对黑格尔的批判。他认为黑格尔的国家观企图证明自由和法律是一致的，借以削弱民主的原则，想用纪律观念削弱平等的原则，要使个人成为国家的一[6]部分，以此削弱人性的原则。霍布豪斯进而认为黑格尔是与16世纪以来欧洲的民主观念与人道主义思想根本对立的，是导致政治专制和军国主义的理论根源。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也写道，“黑格尔的国家学说——这样一个学说，如果承认了，那么凡是可以想象得到[7]的一切国内暴政和一切对外侵略都有了借口”。“二战”之后，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还梳理出一条所谓的从卢梭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极权主义暗流，认为这条线起源于柏拉图，主张建构神权国家；伯林在《自由及其背叛》中的评价稍显“中肯”，认为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一批特定的近代思想家，“他们都探讨过人类自由问题……而且自认为是他们所谓真正自由的最真诚的捍卫者，……然而，到最后，他们的学说却与通常意义上的个体自由或政治自由相[8]抵”。可见，在自由主义学者心目中，黑格尔的专制保守形象可谓不可撼动。2.激进革命学说的溯源与“官方哲学家”或专制保守之批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代激进主义、左派学说也高度关注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宣称从黑格尔法哲学中受到了积极影响，是黑格尔影响了他们的革命学说。恩格斯曾说过：“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9]花费的‘艰苦的思想工作’的确比他在方法上花费的要多。”列宁在总结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时也说：“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用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黑格尔体系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人类认识[10]是相对的。”直至20世纪，激进主义、左派思想依然非常看重黑格尔的理论资源，20世纪法国左翼的重要代表阿尔都塞就提出：“黑格尔哲学也可以被培养出一种‘批判的革命哲学’，这种哲学不但对封[11]建制度提出疑问，而且对……资产阶级秩序提出了疑问。”而且，在很多左派运动中，也会见到黑格尔的影响，很多左派学者通过研究黑格尔，阐释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或提出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的武器，或主张黑格尔革命学说，或倡导承认的斗争，黑格尔为这些左派、激进学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资源。3.国家主义的吹捧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思想界出现了新黑格尔主义的兴起，但有意思的是，新黑格尔主义居然首先兴起于一向以自由自诩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之中，之后才返回到黑格尔的故乡。“19世纪末年，在[12]美国和英国，一流的学院哲学家大多都是黑格尔派。”到20世纪初，新黑格尔主义已然经英国传出而广泛流传于德国和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者们纷纷打出复活黑格尔的旗号，在涉及国家与个人关系的问题上，他们都吸取了黑格尔体系化的方法，特别强调国家的重要地位。比如，著名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格林（ThomaHillGree）从没有国家就没有个人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或国家才是个人存在的前提，一个人要完善自己，就不能游离于社会或国家之外，而要投身于社会国家之中。另一位新黑格尔主义者鲍桑葵将国家看作个人自由的保障，国家是对个人具有最高权力的最终目的，个人的最高义务就是做国家的成员并服从国家。这些观点正确地抓住了黑格尔政治学说的一些方面，但也给黑格尔政治学说的传播带来了严重后果。20世纪上半叶，当新黑格尔主义传播到德国、意大利的时候，“国家至上”就或多或少为各国当权者所用了。“当时各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遭遇到了深刻危机，将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理想化和神圣化的理性主义传统受到了严重挑战。各国统治者纷纷要求强化国家机器。他们往往把自己当作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化身，并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号下使社会受他们控制。反映在哲学上，他们不满意强调原子式个体的传统经验主义，[13]而对强调整体、绝对的黑格尔主义产生兴趣。”黑格尔法哲学在这些国家虽受到追捧，尤其受到当权者的追捧，但这对于黑格尔法哲学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一方面，因为黑格尔学说和德国、意大利极权主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另一方面，它进一步激化了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感，在20世纪中期，黑格尔哲学再次跌入冷宫。4.20世纪下半叶的复兴正如卡西尔所言，“他（黑格尔——引者注）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体系首先被看作是他的体系的最坚固的堡垒，然而恰恰在这方面，他的体系易于受到最为猛烈、最为致命的攻击。在一阵短暂的攻击之后，这些攻击似乎已经奏效。然而，黑格尔主义不是在逻辑思想或形[14]而上学领域，而是在政治思想领域获得了再生”。20世纪下半叶以来，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实践哲学再度强势复兴，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来解读黑格尔的法哲学。有学者从承认问题来研究黑格尔法哲学，比如德国哲学家霍耐特从黑格尔《伦理学体系》《实在哲学》等早期著作入手阐发黑格尔的承认思想，归纳出爱、法律、团结等三种承认的模式。查尔斯·泰勒提出“承认的政治”，阿佩尔（Karl-OttoAel）、哈贝马斯提出的“商谈伦理学”“交往理性”也多从承认角度入手，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黑格尔法哲学的理论资源，为解决现代社会的理论争端寻求出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一大批被冠以社群主义称号的学者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同时，也纷纷从黑格尔法哲学那里吸取理论资源，发掘吸收黑格尔对原子个人的批判与伦理国家的思想。总体而言，在20世纪以来的黑格尔哲学复兴过程中，法哲学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主题，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在此意义上，当代政治哲学所研究的诸如“承认”“规范性”“社群”“主体间性”“自由主义”“古典政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2022-04-04 黑格尔自然法学派 黑格尔对自然法

作者：左文钢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格式:AZW3,DOCX,EPUB,MOBI,PDF,TXT图表解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手册试读：前言当前，现代化企业正向着集机械、电子、液压、光学、信息科学、计算机技术、材料科学、管理学等学科最新成就为一体的方向发展着。企业更加注重精密化、信息化、全球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与此同时，企业对设备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设备管理是一个系统、完整、全面的设备生命周期管理，设备管理的目的不再局限于降低成本、节约能源，而是为了提高设备利用率、延长设备使用寿命，从而为企业增加效益，为社会尽到一份责任，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设备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设备管理要依托企业管理，企业管理离不开设备管理。而设备管理本身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设备管理体系将贯穿于整个企业管理体系之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企业，都一定离不开设备管理。设备是给企业创造财富、发展经济的必要装备和手段，而设备管理工作正是为了把这个装备和手段最大化、最科学地用于为企业的生产产品服务，为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创造价值。从企业退休后，笔者在陕西省设备管理协会继续做设备管理工作，并被中国设备管理协会特聘为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和专家组专家。在笔者从退休至今的几年时间里，由于工作关系，到全国各地200多个企业进行设备管理工作的调研、学习，其中包括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煤炭、天然气、电子、服装、交通等行业的企业。笔者到过的这些企业，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也有一部分是民营企业。在这些企业中，有许多企业的设备管理工作还很不扎实，存在许多短板和瓶颈，特别是设备的基础管理工作还很欠缺。甚至，有些企业的设备管理体系还不健全、不完善。这就需要我们企业的设备管理工作者，要看到自身的不足，要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和企业文化，把设备管理工作做好，特别是先把设备的基础管理工作做好、做扎实。逐步完善设备管理体系，使设备规范管理在企业规范管理中成为一个亮点，并且促进企业规范管理不断进取、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管是“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还是“工业4.0”，以及大数据在企业的应用，企业都离不开设备管理工作，更离不开设备的基础管理工作，都必须建立、健全企业的设备管理体系。设备管理工作要引起企业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企业管理离不开“人、机、料、法、环、测和信息”，一个企业如果对设备没有管理好，那么，这个企业就谈不上“做大做强”，甚至连生存都会出现问题。企业是否重视了设备管理工作，就要看这个企业是否把设备管理工作及设备管理的新理念和新方法与企业文化紧密结合了，是否把设备管理工作变成企业员工的行为了，是否坚持走在设备管理的创新路上了。本书从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基础工作及建立、健全设备管理体系入手，从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实践和创新开始，将设备规范管理工作的各个阶段的各项工作由浅入深地进行了论述，内容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同时，将不同行业的各类型企业的案例与实际工作结合在一起，以加深读者对设备管理工作的学习、理解和实践应用。本书的基本特点：1）全书共9章，即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实践和创新、设备生命周期前期无形与有形规范管理、设备全面生产维护规范管理、设备规范润滑精细化管理、设备技术状态规范管理、设备技术维修规范管理、设备备件规范管理、设备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规范管理、网络信息化与设备管理，这些内容贯穿了整个设备生命周期的全过程规范管理。2）全书多处引用了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管理学说，以此来加深我们设备管理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并与企业自身的特点紧密结合。3）书中多处引用了阿尔伯特·哈伯德《自动自发》一书中的生动语言和思想来激发设备管理工作者热爱自己的工作，同时激发设备管理工作者对工作的热情和渴望。4）把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地统一起来，以大量笔者亲身经历过的、亲身体验到的，或者发生在笔者身边的案例，来说明每一阶段的设备管理工作如何开展，如何深入得更好，如何把握好设备管理工作的实践与创新。5）为了更加清楚、更加具体地说明设备管理工作者如何进行各阶段的设备管理工作，书中设计和采用了大量的图和表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说明和概括，以便于读者加深理解和便于应用。6）书中所举的案例大都是笔者本人亲身经历和切身体验到的经验和教训，读者可以从中吸取其精华，在自己的设备管理工作中多一些思考，少走一些弯路。本书的基本结构：第0章叙述了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实践和创新，说明了现代设备管理思想，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实践，概括地回顾了国内外设备管理工作的发展，简述了当前一些先进的设备管理工作的新理念和新方法。第1章叙述了设备生命周期前期无形与有形规范管理，包括设备前期无形管理方法，设备投资经营规划管理程序与效果，设备招投标管理，设备选型方法，设备前期有形管理方法，以及设备前期无形与有形信息管理的实践。第2章叙述了设备全面生产维护规范管理中的设备维护管理与考核方法，设备使用管理程序和岗位责任，设备维护管理流程和案例，设备事故及处理管理方法。第3章叙述了设备规范润滑精细化管理的主题，设备润滑管理制度，设备润滑工作管理规范，设备润滑标识和看板管理方法，设备润滑油和辅助用品管理方法，设备润滑油应用管理，设备润滑油代用和添加剂应用管理，设备润滑方式与方法，以及设备润滑状态监测管理方法、设备润滑系统故障分析方法和信息化管理的设备润滑工作。第4章叙述了设备技术状态规范管理，包括设备技术状态管理的实践，设备技术状态检测管理，设备技术状态监测管理，设备状态诊断技术管理的实践等内容，还包括了设备状态诊断技术的信息化管理。第5章叙述了设备技术维修规范管理，包括设备技术维修管理方式，设备技术维修计划制订管理方法，设备技术维修评价，网络计划技术在设备技术维修中的实践，设备维修技术工作的实施管理，涵盖技术维修信息化管理方式。第6章叙述了设备备件规范管理，包括设备备件分类管理和工作流程，设备备件技术管理，设备备件计划与市场信息管理方法，设备备件经济管理方法，以及设备备件管理模式等内容。第7章叙述了设备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规范管理，包括设备实物形态与固定资产管理方法，设备分类管理方法，设备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动态管理方法，其中涵盖了网络信息化实现设备资产动态管理方法。第8章叙述了网络信息化与设备管理，包括网络信息化管理系统，PMIS的基本方法，PMIS设备资产和维保管理流程，PMIS质量管理的实践，PMIS物料管理流程，其中涵盖设备管理信息化建设案例。本书的适用范围：本书适合各类型企业高、中、基层设备管理者学习使用，适合作为大专院校、职业院校相关专业的辅导用书，也适合作为接受设备管理各阶层管理者的教育、培训用书，还可以用于辅导企业设备管理体系工作的实践。关于本书：退休后笔者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编写一本关于企业设备管理方面的书，“搞了30多年的设备管理工作，包括设备技术维修工作，对这个工作应当有个总结，更重要的是应当给我们的企业、给我们的社会留点什么!”这是笔者真实的想法，也是支持笔者写这本书的重要基础。从第一次编写本书的大纲开始，到第1稿的完成，再到多次大面积地修改，最后到全书编写完成，共花费了4年多的时间。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还得到了陕西省设备管理协会秘书长朱家秦以及秘书处全体人员的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一定会有许多缺点或者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并提出宝贵意见。左文刚卷首语当你的一种好奇促使你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一种掌握设备管理知识的渴望在你的脑海里油然而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只是古人的经验，它也一定是当代所有企业与设备有关联的人不可遗忘的真正财富。如果在你翻开本书每一页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又有新的知识进入自己心扉了，或者看到了自己过去掌握的知识在这里又有了总结，由此触发了你要在设备管理工作中再做一番事业，作为本书的编著者，我真的感到欣慰了。——左文刚第0章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实践和创新一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企业，无论规模大小，它的设备管理工作一定会是注重设备生命周期全过程的科学管理，会在规范上下功夫，也一定是不断创新、生动活泼、富有朝气、天天向上的。说到设备管理，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设备管理工作者会有一种“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的感觉，在这部分人当中，绝大多数是非常热爱设备管理工作的，但他们其中有些人又不知道如何去做才是企业最需要的。设备管理人员往往被企业生产管理中的种种问题所干扰，因设备管理工作不尽如人意，而成为企业生产任务完不成或者完成不好的“充分理由”。应当运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手段，把设备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运用到工作中，这是我们每位设备管理人员应尽的责任；这个责任是我们每天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境界，如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更加努力，就会把我们的设备管理工作做得更加出色。美国著名出版家和作家阿尔伯特·哈伯德在他的《自动自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敬业表面上看起来有益于公司和老板，但最终受益者却是自己。当我们将敬业变成一种习惯时，就能从中学到更多的知识，积累更多的经验，能从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过程中找到快乐。”他又说：“一个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应该尽心尽责，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求得不断地进步。这不仅是工作的原则，也是人生的原则。如果没有了职责和理想，生命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无论你身居何处（即使在贫穷困苦的环境中），只要能全身心投入工作，最后就会获得经济自由。那些在人生中取得成就的人，一定在某一特定领域里进行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当前，企业正向着集机械、电子、液压、光学、信息科学、计算机技术、材料科学、生物科学、管理学等最新成就为一体的方向发展着，企业更加注重精密化、信息化、全球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与此同时，企业对设备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设备管理是一个系统、完整、全面的设备生命周期管理，设备管理的目的不再局限于降低成本、节约能源，更是为了提高设备利用率、延长设备使用寿命，从而最终为企业增加效益，提高企业竞争力。设备管理这个领域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即使是在“工业4.0”“互联网+”及“中国制造2025”的时代，设备管理在企业管理中仍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企业管理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企业文化的背景下，由企业各阶层管理人员按照一定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对企业的人、财、物、信息、技术，或者说对人、机、料、法、环、测和信息等生产要素进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设备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企业管理离不开设备管理，而设备管理又必须依托企业管理。如果一个企业不重视设备管理，那它就是不重视企业管理，如果连企业管理都不重视了，那么这个企业还有可能生存下去吗?设备管理工作案例：我曾经到过一些企业进行过设备管理工作的调研，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些企业的设备管理人员甚至包括一些企业的中层领导干部都在抱怨：“现在的设备管理工作太难搞了，生产任务完成不了，一切都要怪罪于设备出了问题。”在一次与企业进行座谈时，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设备管理工作主要难点在哪儿?”一位管理干部说：“企业的高层领导重视的是生产，设备管理是辅助部门，辅助部门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难道他们不知道生产离不开设备?设备如果管理不好，生产能搞好?”我又问。“怎么不知道，但他们认为设备出了问题就是设备管理问题，设备不及时修理好就要影响生产，管理好设备是应该的，出了问题是不能耽误的。”另一位设备管理干部这样说。还有的人说：“在企业总结会上，只要企业领导不批评设备管理部门，就是对设备管理部门的表扬了。”这就是当前在一些企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不管是抱怨还是批评，设备管理工作是不能放弃的，要按照企业的目标去卓有成效地进行管理，去为企业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现代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他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应该贡献什么才能大幅度地提升我现任组织的绩效和成果？”他强调的是责任。设备管理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将贯穿于整个企业管理之中。不管它是什么类型的企业，无论它规模的大小，都离不开设备管理。可以说，设备是给企业创造财富、发展经济的必要装备和手段，而设备管理工作正是努力把这个装备和手段最大化、最科学地用于为企业服务。同时，企业的设备管理工作同样也担负着一种社会责任。0.1现代设备管理思想设备管理工作所面对的是各种类型、五花八门的设备，这些设备是设备管理人员包括设备维修人员所要研究的对象。一个企业，它可能从事的是地质矿产、钢铁冶金，或者是机械制造、交通运输，也可能从事的是石油化工、煤炭工业、天然气矿产，又有可能从事的是印染纺织、烟草工业、邮政通信、生活服务等，乃至在国防工业领域、高科技领域等都离不开设备。所以说，设备是提高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工具和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如果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大批现代化的先进设备，一名设备管理者，仍然采用古老落后的设备管理思维和方法，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创新地对这些设备进行管理，那就好像把现代战争使用的导弹挂在古战场的马车上，后果必然是毁灭于现代战争的汪洋大海。这里的“导弹”好比是现代先进的设备，而“马车”就好比是古老、落后的设备管理方法。彼得·德鲁克在他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用这样一段论述来说明创新存在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在企业发展进程的任何阶段都能发现创新，它可能是设计环节上的创新、产品及营销方法的创新、价格及客户服务的创新、管理机制或管理方法的创新。它是一张让生意人可以承担新风险的保单。”设备管理者如果没有搞清楚管理设备的目的是什么，就好像上面所说的马车和导弹的关系一样。这并不是无稽之谈，在现代化的企业中，这样的设备管理者和设备管理思想仍在其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工作中体现的仍然是用落后的思维、落后的方法，而缺少管理创新，用着落后的方法，管理着企业现代化的设备。企业的设备管理工作不能总是在落后的、被动的、无创新的状态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循环着。显然，开展设备管理工作一定是长期的，是贯穿于企业管理全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企业因循守旧，是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的。创新是提升企业竞争力最主要的战略之一。同样，创新也会给设备管理带来生机和希望，创新要贯穿于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各个环节。0.2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实践我们在进行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同时，要保证设备的安全使用，并以环境保护为前提。设备管理人员和生产管理者应当谋求设备生命周期费用最经济为条件，努力做到充分发挥设备的综合效率，取得最佳的设备投资效果。设备管理工作的范畴不仅包括对设备的技术管理和维修管理，而且还包括对设备的经济管理。从系统管理的概念出发,设备管理是企业管理的子系统,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管理离不开设备管理，设备管理工作搞得好不好，又直接反映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并且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主要工作内容如图0-1所示。图0-1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的主要工作内容设备全过程规范管理，就是对设备全生命周期中全过程的物质运动和价值运动进行全面、系统的规范管理。它不仅涵盖了设备管理的全部内容，而且把设备规范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贯穿于设备一生的全系统的规范管理中。“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会把大量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到企业管理过程中，致使智能生产不断出现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具有高度自动化、高度信息化和高度网络化三大特征。这三大特征将导致企业管理和生产过程的形态发生变化，员工的角色也将发生较大改变，这就要求企业的每一位员工都要具备新知识或新技能。尽管如此，设备管理工作依然存在，设备规范管理知识一点儿也不能少!0.3设备管理工作的发展0.3.1国外设备管理工作的发展国际上设备管理工作的发展有四个主要阶段，如图0-2所示。图0-2国际上设备管理工作发展的四个阶段将国际上设备管理工作发展的四个阶段进行分解，见表0-1。表0-1国际上设备管理工作发展的时间段（续）0.3.2我国设备管理工作的发展我国设备管理工作的发展内容也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如图0-3所示。图0-3我国设备管理工作发展的四个阶段将我国设备管理工作发展的四个阶段进行分解，见表0-2。表0-2我国设备管理工作发展的时间段（续）0.4设备管理工作的新理念和新方法设备的技术进步正朝着集成化、高速化、精密化、自动化、流程化、综合化、计算机化、技术密集化等方向发展着。可以想象，如果运用落后的理念和方法，对先进的设备进行管理，那给企业带来的不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升，而是企业发展路上的障碍。正如前面所说的，用马车挂导弹，即便是使用最上等的马车，也仍将被历史所淘汰。比尔·盖茨非常喜欢自己公司宣传企业文化的一条内容：“每天早上醒来，想想王安电脑，想想数字设备公司，想想康柏，它们都曾经是叱咤风云的大公司，而如今它们也是烟消云散了。有了这些教训，我们就常常告诫自己——我们必须要创新，必须要突破自我。我们必须开发出那种你认为值得出门花钱购买的Widow或Office。”0.4.1设备预知维修体制的实践设备预知维修（PredictiveMaiteace，PM）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这种设备维修方式起初依赖于早期计算机系统及其与之相对应的软件系统来评估设备各系统的工作状态和故障情况。设备预知维修管理体制案例：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期，机械制造领域的数控机床从NC系统到简单的CNC系统只具备简单的自诊断功能，检测系统和传感器装置的技术水平比较落后，只能依赖于当时CNC系统相应的软件系统和简单的检测仪器来诊断设备的技术状态和设备故障的初始现象。所以，在当时这样的技术条件下提出了设备预知维修体制的管理方法，来预先诊断和判断设备的技术状态。这在当时也解决了不少设备的故障问题，因此预知维修管理体制在设备管理的进程中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尽管设备预知维修管理体制有它的局限性，但它毕竟向传统的、以时间为基础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常盛行的设备预防维修体制提出了挑战，并将传统的设备预防维修方式进行了彻底的变革。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各类设备检测手段的涌现和不断进步，设备预知维修体制出现后没多久，许多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开始建立更为完善的状态维修的设备管理体制。0.4.2设备状态维修体制的实践运用设备状态维修为基础的管理体制（CoditioBaedMaiteace，CBM），是相对事后维修体制和预防维修体制而提出的，可以说，状态维修是在预知维修的基础上发展和建立起来的，设备状态维修是预知维修更高一层的设备维修管理模式。设备状态维修在国际上已经被广泛应用，目前我国也正在企业中大面积推广和应用。经过不断实践，设备管理中的状态维修体制在当前是一种科学的、适合企业的设备管理模式。设备状态维修管理体制案例：对任何类型的设备，检测人员都可以利用各种简单或复杂的技术状态检测仪器对其进行定期检查，实时监控设备技术参数和技术指标的微小变化，把故障消灭在萌芽状态。全功能数控设备除了具有较强的自诊断功能外，还可以配备技术状态监测系统，并通过计算机对设备进行自动故障检测。除此以外，还可以对设备的机械传动进行监测分析，对液压系统、气动系统进行状态监测分析等。图0-4所示为设备状态维修诊断系统的示例。图0-4设备状态维修诊断示例系统图设备状态维修就是当设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劣化或功能失效后所实施的维修。设备状态的劣化或功能失效，是由被检测设备状态参数的变化反映出来的。设备状态维修中的状态监测，实际上是对设备在运行过程中整体或局部物理现象的变化进行的监测和检测，目的是随时监视和检查设备的运行状况，收集、分析和处理设备技术状态变化的信息，以求及早发现或预测设备功能失效和出现故障的原因，掌握设备劣化或功能失效的规律，适时采取故障维修的对策或方法，以此来保证设备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设备状态维修，要求企业的设备管理人员和维修人员要适时地对设备进行各种参数的测量，随时反映设备的实际状态。所测量的设备参数可以在足够的时间内提前警示或提示，以便采取适当的维修方式和措施对设备进行调整和修理。0.4.3设备可靠性维修体制的实践运用设备可靠性维修管理（ReliailityCeteredMaiteace，RCM）是以最低的设备维修费用保持设备可靠性的维修方式。它是从分析设备零件的可靠性、设备故障模式、设备故障影响入手，对不同设备维修对象（如设备系统、设备部件）的不同故障模式和故障影响，采用不同的设备维修方法的管理模式。设备可靠性维修管理体制案例：运用设备可靠性维修管理模式，对加工中心设备出现故障的后果进行结构性评价，以及对加工中心设备维修方法进行选择可参考图0-5所示的内容。我了解的一些企业在进行精益生产、精细化管理、六西格玛管理、平衡计分卡管理的同时，在设备管理工作中也尝试着运用可靠性维修进行管理。他们利用这种方式进行管理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设备的可利用率。图0-5加工中心设备的可靠性维修方法0.4.4设备利用率维修体制的实践设备利用率维修体制中的应用公式见表0-3。表0-3设备利用率维修体制中的应用公式设备利用率是反映设备工作状态及生产率的技术经济指标。设备利用率实际上是设备在数量、时间、能力等方面利用程度的量化。它包括：①设备数量利用指标,主要是设备制度台时利用率（实际开动台时与制度工作台时之比），设备计划台时利用率（实际开动台时与按计划班次可开动台时之比）；②设备能力利用指标，主要是设备综合利用率。而设备负荷率是实际生产量与设备标准生产能力之比。运用设备利用率维修的管理体制（AvailailityCeteredMaiteace，ACM）是企业把设备利用率放到设备维修方式的首要位置来制定设备维修策略的维修管理模式。它把设备维修方式分成不同的维修类型，有定期维修、状态维修、事后维修、机会维修和改善维修，具体内容见表0-4。表0-4设备利用率维修的主要内容（续）0.4.5全面生产维护体制的实践（1）全面生产维护体制的发展进程全员生产维修体制（TotalProductiveMaiteace，TPM），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正式提出来的，当TPM全面进入我国以后，有人将其与我国企业现状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将TPM称之为全面生产维护体制。TPM的发展概况如图0-6所示。图0-6TPM的发展概况（2）TPM的思想和理念TPM要求做到追求经济性，控制全系统，员工对设备的自主维护，即通过全面维护预防和全面预防维护以求最终达到全面改善维护的目的，如图0-7所示。图0-7企业员工对设备的自主维护TPM的预防哲学就是要确立预防设备缺陷和设备故障的条件，即要分析可能造成设备缺陷和设备故障的相关问题，防患于未然；要排除设备的操作人员、维修人员、管理人员等心理上的缺陷；要排除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设备劣化；要消灭设备的慢性不良；要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最终达到设备效率最大化的目的。TPM的预防哲学如图0-8所示。追求TPM的“0”目标，即追求设备的“0”缺陷(ZeroDefect,ZD)；TPM的全员参与，以提高企业经营能力和企业成果最大化。图0-8TPM的预防哲学（3）TPM自主维护工作的定义和目的1）TPM自主维修或自主维护工作的定义。TPM自主维修或自主维护工作是以企业制造部门为中心的生产一线员工的重要工作，是指生产一线员工以主人的身份，对“我的设备、我的区域”进行保护，维持和管理，实现企业生产处于理想状态的自主工作。自主维修或自主维护是TPM工作的灵魂。2）TPM自主维护工作的目的。①人的方面。为企业培养理想的员工，即培养强大的有实力的作业能手。②物的方面。实现理想的生产现场，即所有员工都能发现并纠正设备的缺陷及故障点。（4）设备综合效率设备综合效率（OverallEquimetEffectivee，OEE）的基本含义见表0-5。表0-5OEE的基本含义（续）TPM在企业管理和生产实践中也在不断地进行改进、发展，这里我们把TPM的理念、方法整理归纳如下：①着重于企业生产现场的设备管理。②以提高企业生产率为目标。③以企业全系统的预防维修体制为载体。④以企业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为基础。⑤全过程规范的全员生产维修或全面生产维护体制。TPM工作在经过30余年的发展之后，又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它体现在TPM的5个特征上,见表0-6。表0-6TPM的5个特征经过不断发展，TPM在原来5大支柱（员工个人提高、计划预防维修、PM管理系统、企业教育与培训、员工自主维护）的基础上，增加了质量维修体系、管理不断改进、安全健康与环境，成为8大支柱，如图0-9所示。图0-9TPM的8大支柱TPM的文化内涵就是由不断地调动人的资源和潜力开始，达到团队合作精神。团队合作是一种氛围，也是企业的一种文化，是人们追求的企业愿景。0.4.6开展TPM的阻力与对策案例我曾经应邀到一个企业调研TPM工作，在调研中，有一位基层领导对我说了他的心里话，他说：“TPM在我们企业已经推行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这项工作很难开展，根本搞不下去，阻力太大!”通过调研工作，并与相关人员座谈，我们认为，TPM工作开展不下去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条：1）企业高层领导不够重视，思想观念还没有根本转变。2）TPM没有融入自己的企业文化之中。3）TPM没有与自己企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而是生搬硬套。4）把TPM只作为设备管理部门要开展的工作，而没有放在企业管理工作之中，所谓全员只是表面现象。5）把TPM作为一种任务，对企业的发展没有危机感。6）企业的各阶层领导把TPM作为一种“秀”来“做”，自然没有生命力。7）对员工的培训不够。开展TPM工作，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而应当在正确的轨道上不断地进行改进，坚持不懈地长期开展下去。开展TPM工作一定要以6S管理为基础，要与设备管理工作有机地结合，这样做了，就一定会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回报。0.4.7设备风险分析维修体制的实践设备风险分析维修方式（RikBaedMaiteace，RBM）是基于在设备维修工作中，对设备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价，从而制定出相应的设备维修策略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以对设备或设备的零件、部件进行处理时可能出现的风险为评判基础的设备维修策略管理方法。设备风险分析维修方式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进行表达：式中F——风险，即设备维修造成的风险；E——后果，即对健康、安全、环境等造成的危害；a——概率，即故障出现的概率。式(0-1)中的设备维修后果是指设备在维修过程中对维修及相关人员的健康、安全和对生产环境、社会环境的危害，还包括设备本身、使用材料、使用备件的损失，以及影响企业生产和服务的损失等。设备风险分析维修所面对的问题见表0-7。设备风险分析维修体制的工作流程如图0-10所示。表0-7设备风险分析维修所面对的问题图0-10设备风险分析维修体制工作流程图设备风险分析维修体制的特点见表0-8。表0-8设备风险分析维修体制的特点我们在开展设备风险分析维修管理工作时，要与企业开展的设备维修体制（如设备状态维修体制、设备利用率维修体制、设备可靠性维修体制以及全面生产维修体制）工作结合起来。只有这样，设备风险分析维修工作才能顺利开展起来，不至于理论与实践脱节。0.4.8“互联网+”与企业设备管理“中国制造2025”给我们的设备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思路，互联网+设备管理可以解决设备管理工作中的某些瓶颈问题，使设备管理工作适应企业的发展。我们可以把设备实物形态管理、前期管理、全面生产维护管理、技术状态管理、润滑管理、备件管理、技术维修管理等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高度柔性化、个性化以快速响应市场。图0-11所示的互联网+设备管理会把设备管理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管理平台。实际上许多企业已经这样做了。图0-11互联网+设备管理设备管理工作与社会的各项活动一样，是与信息及数据的创造、传输和使用直接相关的。信息技术的每项突破都在逐渐打破信息及数据与其他要素的耦合关系，增强流动性，从而扩大使用范围并提升使用价值，最终提高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效率。数据除了作为必要成分驱动业务外，数据产品的开发更是为获得数据财富开辟了新的源泉。经济领域海量数据的积累与交换、分析、运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知识，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为充分挖掘数据要素的价值提供了超乎寻常的力量。互联网+设备管理中的设备管理就需要大数据的支持，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由大数据组成的。互联网+设备管理与大数据的关系如图0-12所示。设备管理中的设备状态监测系统与大数据的关系如图0-13所示。图0-12互联网+设备管理与大数据的关系图0-13设备状态监测系统与大数据的关系0.4.9可穿戴智能设备与设备管理工作的实践可穿戴智能设备，顾名思义就是可以穿戴于人身体上的智能设备。这些智能设备能够融合多媒体、无线通信、微传感、柔性屏幕、定位系统、虚拟现实、生物识别等最前沿的现代技术。此外，可穿戴智能设备还能通过结合大数据平台、智能云、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对与人体有关及与人们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一切信息进行收集、处理、共享、反馈。可穿戴智能设备可以是眼镜、手表、手环、项链、帽子、服饰、鞋子、袜子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任何物品，如图0-14所示。它不同于手机、平板电脑这些智能移动设备，平板电脑只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附属品，而可穿戴智能设备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人们生活、工作的一部分。可穿戴智能设备不但会在设备的点检、检修、状态监测等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也一定会在设备管理工作的许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穿戴智能设备必将在现代企业管理和设备管理工作中体现出它的价值，它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可以想象，我们的设备管理工作也必将在可穿戴智能设备的影响下而发生深刻的变化。图0-14可穿戴智能设备0.4.10大数据与设备管理的实践智能制造与大数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智能制造中离不开各种类型的大数据，而大数据又在为智能制造提供各类应有尽有的信息和为人们所用的各种类型的大数据。大数据思维是指一种意识，如果我们把设备管理中的大数据处理得当，就能为设备管理人员解决问题提供答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大数据不一定是很大的，而这些数据对我们一定是有用的。在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各个环节中都包含着大数据。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由许多信息组成，而这些信息可以来自方方面面，而方方面面的信息都包含着我们所需要的大数据。自制设备中，从规划、设计、制造、安调、验收到生产运行、预防维修、维修实施、技术改造，再到点检、状态监测、日常维修直到报废更新；外购设备中，从规划、调研、选型、招标、采购安调，到生产运行、预防维修、维修实施、技术改造，再到点检、状态监测、日常维修直到报废更新；每个环节都会采集和汇总出大量的信息，可从这些信息中提取为人们所用的大数据。由图0-15可以看出，设备管理的所有信息都会形成为人们所用的大数据。图0-15设备管理到大数据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2022-04-02 设备利用率和设备使用率 设备能力利用率

“国办发30号文件”出台、财政部贯彻落实“国办发30号文件”工作会议召开和全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学习宣传“国办发30号文件”动员宣讲暨“一竿子到底”培训班结束后，全国各地注协和会计师事务所纷纷行动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现陆续摘编（八）如下：安徽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学习研讨“国办发30号文件”注重实效。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行业党委书记王朝晖率先面向行业党组织书记开讲学习贯彻“国办发30号文件”第一课；容诚、中兴华安徽皖江分所、黄山通诚、华林、宝申、华鹏、中天谷多、中勤万信、庐东、财苑、一通源、华审正大、中勤万信、德勤华永、天职国际安徽分所、安联信达、中天健、凯吉通、安建、利安达、安智等会计师事务所以大学习大研讨推动大实践大提升，通过培训班、研讨会等方式深化学习，在研讨中对照找差距、定“靶向”、出对策，在实践中优化内部管理、提升执业质量，确保学习实效。甘肃省注册会计师行业按要求做好“国办发30号文件”学习贯彻工作。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行业学习宣传领导小组组长江贵贤靠前指挥、批示督导行业推进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行业巡回宣讲组在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宣讲的同时，积极动员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员参加中注协举办的知识竞赛；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注重通过官网等途径学习宣传行业贯彻落实情况；积极配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开展访谈；及时收编典型案例。广东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各级组织比学赶超抓学习促落实。河源市财政局和广州、惠州、珠海、阳江、清远、云浮、揭阳、湛江、江门等市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及惠州广诚、市正、恒正，广东南大，开平市中兴等事务所在组织学习“国办发30号文件”、组织参加中注协举办的知识竞赛、参加财政绩效政策法规网络培训班的基础上，组织学习本省编发的《案例集》，并开展以案促改；广州市注册会计师行业组织开展诚信宣誓活动。全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加快推广和普及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作业软件和内部管理系统。广西壮族自治区各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学习研讨注重问题导向。其中，中众益事务所、容诚广西分所、祥浩、正德、容和、英威尔等事务所和南宁市华泰天正联合事务所通过开展学习研讨，深化了对“国办发30号文件”的认识，针对找出的问题，共研了解决对策，在强化内部管理、完善管理制度、强化诚信建设、提升审计质量等方面，进一步落实了改进措施。河南省各市级注册会计师协会积极组织会计师事务所参加中注协举办的知识竞赛。其中，鹤壁市、焦作市、新乡市、商丘市等注册会计师协会把注册会计师和从业人员全部动员起来答题，各事务所联络人每天上报参赛情况，商丘市注册会计师协会还把校园学生组织起来答题，扩大学习宣传。另外，新乡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组织全市各事务所进行了“国办发30号文件”专题研讨。宁夏回族自治区注册会计师行业学习贯彻落实“国办发30号文件”出实招。自治区注册会计师协会在组织事务所学习时，提前发放学习材料，并为事务所购买专业书籍；在引领事务所提升服务能力和执业质量方面，加强对新成立满一年事务所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综合评价，实行分级管理和分类指导，引领健康发展。宁夏瑞衡联合、中京联、华恒信、立信达等事务所则通过学习研讨找到了改进方向，从管理层、质量控制、执业规程、人事管理等层面深化内部改革，完善相关制度，为事务所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2022-04-02 注册会计师协会 会计师事务所排名 中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协会